1、我校报送山东省“十一五”高校重点实验室计划任务书及2007年度工作年报
根据《山东省“十一五”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管理办法》（鲁教科字[2008]1号）及教育厅通知，我校积极组织高分子材料加工机械实验室（强化建设）、纳米材料工程技术实验室、塑料高性能化技术实验室和清洁化工过程实验室进行规划论证，认真填写《山东省“十一五”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以下简称《任务书》），并根据本实验室开展的工作编制了2007年度《山东省“十一五”高校重点实验室工作年报》（以下简称《工作年报》）。发展规划处组织专家对各实验室的《任务书》和《工作年报》进行了论证，经反复修改后，于2008年3月10日报送省教育厅。教育厅组织专家对《任务书》进行了审核并进行了意见反馈，我校根据省厅审核意见进行了修订，并准时将修订过的《任务书》报送教育厅，现已全部通过审核。
近日，省教育厅下发《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聘任“十一五”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通知》（鲁教科函（2008）8号）公布确认了我校聘任的各实验室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文件中希望被聘任的同志在学校的支持下，切实履行职责，圆满完成《任务书》确定的目标任务。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根据《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管理试行办法》（鲁科财字[2003]144号），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在对有关部门推荐的部分部门重点实验室2004-2006年建设运行情况进行定量考评的基础上，拟在材料冶金与化学工程、电子信息技术、医药卫生、能源与环境、生物技术、食品科学等领域新建一批省重点实验室。我校组织塑料高性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清洁化工过程工程重点实验室、生态化工重点实验室（已是省部共建实验室，单独申报）填写《山东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申报材料，检查论证后报送科技厅。
根据省科技厅安排，申报工作结束后，省科技厅将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审，重点审查实验室研究方向与内容、研究工作的基础和水平、实验条件、人才队伍状况、运行管理机制以及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的支持等。现场评审以实验室汇报演示和答辩、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2008年6月5日下午，山东省科技厅条财处郝君良处长及由省内外材料、化工专业7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我校申报的塑料高性能化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清洁化工过程工程重点实验室进行现场考察评估论证。校党政领导高青、马连湘、李庆领、刘光烨及实验设备处、科技处、计财处、发展规划处等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出席论证会。专家们首先听取了各实验室的汇报，然后现场参观检查了实验室并就各实验室的建设与负责人进行了交流，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建议。立项建设评估结果将在全部评估论证工作结束后，由省科技厅正式通知各实验室依托单位。
3、山东省教育厅对“十一五”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中期评估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对十一五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中期评估的通知》（鲁教研字[2008]2号），教育厅于近日组织专家对“十一五”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中期评估。评估的内容包括：项目建设规划的总体执行情况；依托单位管理制度建设与落实情况；学术队伍建设、条件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建设经费投入、科研工作等情况。根据省教育厅对本次重点学科（实验室）中期评估的有关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做好重点学科建设工作，学校在组织学科进行自评的基础上，成立了由设备处、人事处、科技处、图书馆、研究生处、发展规划处和部分学院分管学科建设工作的负责人组成的专家组，采取听取汇报、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对照《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建设任务书》审查《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中期评估表》，查看各学科背景材料和实验室等条件建设情况。专家组针对学科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反馈，并根据《“十一五”山东省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评审指标量化表》进行了模拟打分。学校及各学院均高度重视这次检查工作，我校12个重点建设项目均认真细致的填写了《山东省“十一五”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中期评估表》，并准备了相关证明材料，由发展规划处统一印刷装订，按时上交到教育厅。各学院通过填写评估表、自查等工作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发展方向，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9月19日上午，山东省教育厅强化建设重点项目现场评估检查专家组一行7人莅临我校，对我校“化工过程机械”、“材料物理与化学”、“化学工程”、“高分子材料加工机械实验室”四个省级强化建设重点项目进行现场检查评估。
本次参加现场评估的专家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副校长付石友教授；山东经济学院研究生部主任周宗安教授；曲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卜召林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处长陈德展教授；山东大学山东省立医院科研中心、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赵跃然教授；山东省教育厅财务处孙乐为副处长；山东省教育厅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处徐文广副处长。
本次评估采取了听取汇报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汇报会在崂山校区图书馆楼4004会议室举行。校领导高青、马连湘、李庆领，实验设备处、财务处、发展规划处、校办等部门负责人，四个省级强化建设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及各学院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党委书记高青代表学校对专家组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学校在教学、科研、重点建设等方面基本情况。
专家组组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副校长付石友对本次评估检查有关工作做了简要说明。
省教育厅强化建设重点项目负责人机电学院院长汪传生、材料学院院长陈克正、化工学院院长陈学玺分别就三年来我校四个省级强化建设重点项目的建设情况向专家组依次做了汇报，专家组在每个项目汇报结束后都进行了耐心的询问，各重点项目负责人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解答。会后专家组对机电学院、材料学院、化工学院等省教育厅强化建设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考察。
当天上午，专家意见反馈会在四方校区1号楼第二会议室举行。经过一上午的听汇报、看材料以及现场考察，专家组对我校四个省级强化建设重点项目三年来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认为，我校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目标明确，措施得力，项目实施顺利，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在学术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尤其是学科特色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专家组还对我校如何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凝练学科研究方向，强化优势与特色，向更高层次迈进等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校长马连湘，副校长李庆领及各学院、部门有关人员出席反馈会。
4、对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进行中期检查
根据《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建设管理办法》规定，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已进行了1年，发展规划处6月份对已立项的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中期检查。
各项目负责人提交了项目建设进展报告及所取得成果的复印件或证明，检查发现大部分项目均能按《青岛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中心重大研究项目申请评审表》的计划和进度进行，并按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有部分项目进展滞后甚至还未开展任何研究工作，发展规划处提醒各中心负责人高度负责，督促项目负责人加快研究进度，以保证到期完成项目，争取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尽快提升本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早日跻身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行列。
2007年教育部批准除军事学门类以外的十一个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86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77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涉及83个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和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共涉及196个高校。下表为山东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名单。
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培育对象，是国家重点学科的重要补充。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由教育部在国家重点学科评选的基础上择优确定，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学科结构和布局，建立适应创新型国家需要的高水平学科体系，促进高等学校的学科建设，满足国家和区域发展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下表为山东省高校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名单。
1、教育部长周济：下一步教育的关键词是"提高质量"
19日下午，教育部部长周济做客人民网，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周济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谈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并就网友关心的热点问题与网友在线交流。他说，近年来，我国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下一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将进入提高质量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标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上好学”。
在过去1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校大学生规模增长较快。2006年，高校招生人数达到540万，是1998年的5倍。针对扩招后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周济表示，近几年来已经把招生的增长幅度降下来了，可以把工作重点更多的放到提高质量上来。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没有很好结合起来。所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和经济、社会发展部门一起做工作，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各行各业的发展，使得他们有更强的发展潜力。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比西部地区快。从高等学校的招生来说，各个地区之间也不均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录取率更加接近，农村地区孩子上大学的机会也比以前更多了。周济表示，要努力使区域间的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特别是要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使中西部地区的学生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教育部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普通高校招生增量将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知识经济浪潮、全球一体化、知识信息化越来越凸显，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越来越突出，在此背景下，现代高等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集中体现。
根据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考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我们发现，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5大趋势。
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逐步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已占GDP50%以上），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使命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大学已经从农业经济社会的“象牙塔”、工业经济社会的“推动器”，发展成为现代知识经济社会的中心。
现代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提供机构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成为知识型社会的主要催化剂和工业发展的烽火台，成为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作为社会中心的现代大学，服务社会、引领社会的职能更加凸显，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精神面貌。当代大学已深深地影响了大至人类进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社会的中心，是关注的热点，是评论的焦点。
鉴于此，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用了3个“无与伦比”评价现代大学的作用：它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无与伦比；它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无与伦比；纵观整个高等院校史，它在服务先进文明社会的众多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
世界上几个知识经济发展的典型地区都源自于高水平大学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高水平大学甚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速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技创新造就了硅谷经济，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发源地；以剑桥大学为核心的剑桥科技园，成为英国乃至全欧州高科技产业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印度理工学院的科技创新成果为班加罗尔科技园提供技术支撑，使其成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和“世界十大硅谷”之一；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为依托形成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先锋。
一流大学普遍把国际化程度作为自身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体现，作为衡量自己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高水平大学必须面向国际、参与竞争，活跃在国际科研和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国际活跃度。全球视野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开放视野的国际化人才、紧跟学科发展前沿的科研平台和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机构、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论文和原创性成果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这些就是一流大学高度国际化的体现。
高度国际化使一流大学成为世界的学术分享及文化交流的中心，使得它们长期保持世界领先，这在留学生教育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在读研究生中，外国学生约占40%；哈佛大学的留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留学生来自50多个国家。其他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也是如此：牛津大学的留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1/4，来自130个国家；剑桥大学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超过60％；东京大学的2000多名留学生分别来自60多个国家。同样，大学国际化也导致教授活动范围变化，有专家形象地把美国教授划分为3类：世界型教授坐飞机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参加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地区型教授开车参加地区性学术会议，参加地区性学术活动；学校型教授仅在学校参加校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在加州大学，这3类教授的比例大约为6：3：1。
国际化促使一流大学更积极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热点问题，关注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和恐怖主义等危机。只有关注全球的大学才能受到全球的关注；只有面向全球，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为己任的大学，才是能够引领国际社会的大学；只有受到全球关注并能引领国际社会的大学，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到经济大国，将来再用20至30年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这些历史跨越的实现就是一步步面向世界，融入世界，不断承担世界责任，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高水平大学更要进一步适应这个发展趋势，适应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人才需求。
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和50%分别视为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的标志。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近些年的跨越式发展，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23%。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一流大学的竞争力就更加集中、更加迫切地体现在品牌和质量上。美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80%以上，而它们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都更加注重学校品牌的塑造和办学质量的提高。
现代科技发展综合化的主导趋势，使得科学研究、科技创新越来越难以在单一学科内取得突破性成果；而多学科融合、多学科交叉是产生新学科的源泉，是获得原创性科学成果的重要途径，是解决重大技术、社会问题的必然选择，是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依托。英国广播公司曾对23位著名科学家（包括7位诺贝尔奖得主）进行访谈，发现他们所深度涉及的专业或学科领域最多达6个，平均为3.3个。20世纪最后25年，交叉学科获诺贝尔奖数接近50%；21世纪最初5年，这一比例超过70%。
以培养精英人才、开发新知识、贡献重大科研成果为己任的世界高水平大学，都在积极实施跨学科研究和学习计划。普林斯顿、哈佛等大学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来设立和发展跨学科课程，研究生和教师一起共同进行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和跨学科研究；南加州大学2006年5月发布《美国南加州大学交叉学科研究发展规划建议》，提出设立交叉学科委员会、跨院联合聘任教授、完善评价体系、建立激励和经费保障机制、促进人才培养的系列举措。麻省理工学院在2003年启动计算机系统生物学创新工程，通过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工学的相互交叉、渗透和融合，来促进学科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该校最大的跨学科组织之一，其教育和研究成果也在全美处于领先地位。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交往不多，社会信息量较少，知识更新速度慢，大学所获得的知识足以满足学生一生的需求。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交往空前频繁，知识更新日新月异，社会信息瞬息万变，大学必须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由过去的“知识教育”转变为“全人教育”，必须致力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有智慧、有责任的全面发展的“全人”，他们不仅在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备成为精英和栋梁的潜质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以，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会议提出：“21世纪最成功的劳动者将是全面发展的人，将是对新思想和新的机遇最开放的人。”
国际一流大学都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全人”。牛津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各领域的领袖人才和未来的学者精英，不仅着眼于学生未来的职业，更着眼于整个生活；哈佛大学提出要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思维习惯良好的人；麻省理工学院始终坚持大教育观，认为应当培养学生具备社会责任感，让他们体会丰富和完美的生活，提倡学生要有人文和社会内涵。所以，国际一流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不单是强调知识教育，更注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
总之，这些发展趋势表明未来的高水平大学：一定要具有鲜明的办学理念和发展
定位；高度重视办学品牌质量；具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学科交叉的机制；能够很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引领社会，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坚持开放性、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主动参与、融入国际竞争与合作。
3、中国高水平大学应承担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使命
从最初的唯一的教学功能到洪堡时代的教学、科研功能，再到现代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大学的功能逐渐丰富完善。当代一流大学都有明确而富有自己特色的大学使命。目前，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全社会对大学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这为中国大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中国大学通过这几年的建设，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也肩负着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促进区域社会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综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高水平大学应主动承担起5个重要使命。
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使命，大学应当成为高素质劳动者和建设者的培养基地。知识经济时代，人才资源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和最现实的生产力，是世界各国争夺的焦点。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及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我国高水平大学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坚定不移地实施精英教育，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当代高水平大学具有“三个一流”的职能：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提供一流社会服务。所以，大学要主动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要出重大技术和专利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真正走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成为推动、引领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同时，大学又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外在动力。
当代大学的科研水平，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加强科学研究，提高研究质量，努力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亟待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学要积极参与构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体系，积极参与地方政府发展战略规划的制订、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决策咨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大学不能受社会世俗化、市场化的影响，要通过坚持高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弘扬先进文化，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特别要深入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新理论、新成果；重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流派和学术团队，使优秀成果、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大学是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平台，一流大学理所当然要成为区域经济和国际交流合作的纽带。大学应充分发挥自身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著名企业、国际基金组织等合作交流广泛的优势，推动地方与全球的沟通与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国际优质科研教育资源和国际资本。（四川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和平）
■过分功利化的教育培养不出优秀人才，市场是多变的，社会也很无情，如果只是追逐社会热点、听任市场摆布，到时候很有可能被抛弃。
■要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就需要有综合素质，而不是单一化的知识或技能，即便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也是建立在综合基础上的专门人才。
■通识教育尽管是西方首先提倡的，但我们的通识教育实践并不是照搬国外。教育思想应该博采众长，教育实践应该切合时代和国情。
当前不少专家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即：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们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不是对GDP的贡献率，也不是生产出多少论文，而是培养岀一代又一代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这是大学的使命。而本科生教育是大学的基础，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如何推进当前本科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展通识教育。
社会市场化的挑战。社会向市场化转型，带来普遍的功利心理，浮躁情绪弥漫，对人文精神和生活意义漠视。这样的社会背景深刻影响着青年的成长。市场化不仅改变了社会，也全面渗透入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大学自觉不自觉地跟着市场走。社会和家长对学生的期望更多地和职业以及收益联系在一起，使大学的专业设置围绕市场的需要，使学生对课程的选择紧跟职业的需求，使教学成为知识叠加和技能操练，而忽视了品性的培养和思维的训练。这种过分功利化的教育是培养不出优秀人才的。学生如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追逐社会热点、听任市场摆布，其结果是非常不妙的。因为，市场是多变的，社会也很无情，到时候很有可能被抛弃。
教育大众化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和期望与日俱增，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考试就成为似乎是公平地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的唯一方式。当今中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围绕着升学这一目标，而教育的本质在此被遗忘和扭曲了。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危害也越来越大。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了学生自由活泼地成长，扼杀了青少年的兴趣和创造力，遏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甚至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发育。
教育模式转变的挑战。解放后，为了适应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需要，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学习苏联经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教育的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成功的，它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国家建设需要的专业人才，为我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需求。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要领导社会进步，要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就需要有综合素质，而不是单一化的知识或技能。即便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专门人才，也是建立在综合基础上的专门人才。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思维甚至素质终身都在调整，不可能通过大学的本科学习一劳永逸。
全球化文化冲突的挑战。全球化并非是一个文化融通、太平盛世的概念，它背后潜藏着冲突与挑战。在开放的环境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依仗着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目前还保持着强势地位，占据着传播优势，这恐怕是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可改变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必须具有敏锐的预见性和觉察力。我们既要积极面向世界，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化能力，同时也对承续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是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我们的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必须充分融入中国大学教育。我们呼唤传统，我们呼唤经典。
面对挑战，我们不断思考着大学教育的本质，也不断加深着对大学教育使命的认识。本科教育到底是功能优先还是以人为本？
大学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必然有一定的功能。学生将来走上社会，也必然要履行社会个体的某种功能。但是，功能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功能，就是实现其使用价值。如果大学在教育的过程中，贯彻功能优先的原则，以培养学生是否有用为目的，就会掩盖教育的根本目的，甚至违背教育的本质。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我们培养人才，希望他们能够经世致用、实现科技强国，但是不能在培养的过程中，只见“才”，不见“人”，只有专业，没有素养，只有知识，没有思想。大学应在对“人”的认识上，表达出我们的理解和作为。
大学应该以人为本。在大学教育中，以人为本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以学生为本，学生是大学的根本和基础，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二是以学生个体为本，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积极推进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不仅成为人才，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让他们为迎接迅速变化的世界作最好的准备。通识教育不是一般的文理交叉，也不是所谓的通才概念，而是深入到人的内心，希望学生具备完全的人格。我们这样理解：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一个受过通识教育的学生，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前瞻性的思维和历史的眼光，能够融通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深厚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大学推行通识教育的宝贵财富。通识教育尽管是西方首先提倡的，并且是一个先进的理念，但我们的通识教育实践并不是照搬国外。教育思想应该博采众长，教育实践应该切合时代和国情。
我们理解，通识教育是一种全面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都有一个共同的立论，就是着重于人的培养，而不是知识或技能的传授。从训练技能到培养素质，这是对教育目标很大的提升。国家提出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是对整个教育作出战略性的调整。但是，素质教育是一个宽广的概念，需要逐步深化认识、细化操作。我们推进通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推进全面素质教育，推进通识教育是我们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
复旦大学为了贯彻自己的教育理想，很早就在本科教育方面开始了通识探索。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谢希德校长根据她早年在美国求学的经历，提出要推行通才教育，此后，在通识教育的探索上逐步深入。现在看来，正是过去20年不间断的改革，为今天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复旦学院，2006年，启动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过去三年多的历程，给了我们三点启示。
第一，实施通识教育改革首先要破除观念上的障碍。中国的大学与西方有一个明显不同。我们创办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应用，强国富民、教育救国，按专业立校。而西方大学有几百年的历史，一开始是从贵族教育起步，后来为了适应科技发展和学术分科的要求，才逐步开始专业教育。再加上解放后教育体制的长期固化，我们的教师对于专业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专业教育的体制也是长期固化的。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都被深深地打上专业的烙印。当然，大学是不能没有专业教育的，否则培养不出社会各领域急需的人才，但是专业教育是不是高等教育的一切呢？为改变这样的观念，2007年，复旦大学进行了全校通识教育大讨论。大讨论使通识教育理念在校内得到了普及，也让我们认识到，转变观念需要一个过程。教师在改革实践中不断体会，能够加快观念的转变。
第二，改革必须保持强劲的动力。改革的动力源于学校，更来自于教师。教师是教学的主体，也是教育改革的主体。长期以来，复旦有很多优秀教师热心于本科教学。激发他们的热情，鼓励优秀教师投身通识教育实践，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的实践表明，教师对通识教育倾注了心血，才会让改革的难题浮出水面。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教师不断有创造，学校才能积累宝贵的经验，顺利地推进改革。例如，完善核心课程板块，设计课程指南，避免核心课程成为“概论课”，重建助教制度，都依靠了广大的教师。
第三，改革必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国内大学推行通识教育，必然牵涉到系统的改革。根据学校的实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改革推进：一是通识教育体系的建设，包括核心课程建设和学生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核心课程相对于原有的课程，在教学理念、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一种改革。复旦学院同样会冲击原有的学生管理模式。二是教育教学制度改革，包括修订本科培养方案和本科培养计划、改变学生选课体系、教学管理制度改革。这些改革在学分、教学资源分配和教务管理上起到了支撑和保障作用。归根结底，改革是需要投入的。三是积极协调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通识教育离不开专业院系的参与和支持，特别是在师资方面。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新体制往往会和专业院系产生激烈碰撞，但这也未必是对立的。我们既需要作积极沟通，也需要发挥政策的杠杆作用。最终的目的，是要通过通识教育改革，对专业教育改革提出要求，促进专业教育提高课程质量，加速改进专业教学方式。四是统筹推进本科教育的所有环节。例如推行自主招生改革，以选择适合通识教育理念的学生；推进本科生导师制度改革，真正让导师进入复旦学院的各个书院；补充大批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降低生师比，推广小班化教学；兴建艺术学科，充实艺术体验课程板块；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建设有民族特征和复旦特色的书院文化。
总之，只有统筹改革本科教育教学制度的各个方面，通识教育才能顺利推进。通识教育顺利推进，本科教育教学的质量就一定会有所提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秦绍德）
一方面是我国绝大多数大学已经成为多科性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以及出现的许多第一，生师比世界第一、高校校均规模世界第一等等。另一方面，各个研究型大学的整个教学方式、教学资源配置情况等各项统计指标与30年前甚至和旧中国大学相比，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中国大学本科培养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在今年新的学期里，浙江大学所有新生不直接进入各自专业所在的院系，而是进入新成立的本科生院，接受通识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统一管理。目前很多高校开始探索相似的本科生培养模式，改革方向是通过调整本科教育组织模式和过程，更好地实行通识教育以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并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给予学生更多、更广泛的学习自由。
居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有近90年的历史，传统赋予它浓厚的底蕴，同时又有潘懋元先生首创的高等教育学科，不免让人们对这所学校的改革寄予希望。作为国内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代表人之一，邬大光有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于今年年初在厦门大学提出新的教学思路。历经半年多的全校范围内的调研、磨合，新的教学计划将于今年在进入厦门大学的新生中逐步实施。
《大学周刊》：厦门大学将在2008级新生中实行新的教学计划，这是一项对人才培养较为基础或者说较为根本的变革，促使您思考并推进厦门大学实施新的教学计划的原因是什么？
邬大光：任何改革都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而是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并从理论上加以提炼并最终付之于实践的行动。从一般工作角度讲，教学计划修订是一项极其常规工作，并没有新鲜的形式，但是，从教学计划修订的内容及其蕴含的精神实质来看，厦门大学这次修订教学计划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006年上半年，我的课题组随机对50所高校的专业变化进行了一项调查，涵盖理工类、财经类、农业类、林业类、外语类5种院校，调查的结果令我吃惊。结果表明，除了个别音乐类、体育类、美术类院校外，现在我国普通高校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多科性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例如某理工大学，1993年有49个专业，非理工类的专业只占8%，2006年发展到67个专业，非理工类的专业占26.87%，当时学科门类8个，现在是10个；某农业大学，1993年该校专业数27个，学科门类4个，非农业类专业占7.4％，现在学科门类10个，除了医学都有，非农业类专业占45%。
除专业结构趋同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在教学的一些指标上，我国高校还出现了许多第一，例如：我国生师比世界第一、高校校均规模世界第一、班级授课规模世界第一、学时数世界第一、课时数世界第一、必修课比例世界第一等等。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大学生群体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大学生的就业环境在发生变化，大学的教学资源存在明显不足。这一切既与高等教育的扩招有关，也与时代的变化有关。今天，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到现在这么大的规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之后，整个国家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要变，国家层面的各种教育体制要发生变化。同样，当一所学校的规模达到一定量时，必然也要进行新的教育教学方面的变化。很通俗的一个比方，一个3口人的家和10口人的家，整个的开销、支出是完全不一样的。
《大学周刊》：但就学校内部而言，促使这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什么？
邬大光：2006年，厦门大学提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为了配合这一任务，利用暑假，我们教务处做了一个课题，即首先把厦门大学的教学状态能够用数据表示的全部做成数据，然后把我们的数据与几所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学情况作对比，如果有可能，再与国外的研究型大学作比较，一共做出来30多个数据。结果发现，这些研究型大学的整个教学方式、教学资源配置情况等各项统计指标与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甚至和旧中国大学相比，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其中有两个数据对我刺激比较大。
一个是本科生毕业时，选修课学分只占总学分比例的28.53％。此后，我们查阅并统计了北京大学等11所“985工程”高校，882个专业（或专门化），选修课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平均是在23.4%。如果选修课的学分比例不到30%，你能说这样的学分制是真正的学分制吗？我国的大学都在说自己实行的是学分制，如果选修课的比例上不去，这样的学分制有何意义？
还有一个数据是班级授课规模。厦门大学30个人以下的班级授课规模占班级总数的10％，50个人以下的占班级总数的30％，余下的70%都超过50个人。我曾看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教务处作的一项百所高校班级授课规模调查，30人以下的班级授课规模不到30%。这与美国的大学相比恰好相反，美国50个人以下规模班级占总数的70%，30个人以下规模班级占总数的90%。我们是“倒一九”、“倒三七”。我们一直在呼唤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应保持精英教育，捍卫个性化教学，这有可能吗？
我的问题就是，当大学都变成多科性或综合性时，学校变综合了，专业变综合了吗？学生培养模式变综合了吗？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变综合了吗？学生知识结构发生变化了吗？课程资源共享了吗？专业教学资源共享了吗？因为大学变综合了，而其中的运行机制不综合，那就没有意义。我国今天的大学，在外在的制度形式上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在人才培养方式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我说，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还是按照历史的惯性在走，没有跳出原来的专业教育模式。
《大学周刊》：厦门大学本次修订教学计划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邬大光：研究型大学提供给学生的显然不是事先预定的职业知识，应当是学生将来从事任何职业所需要的能力和思考的思维方法。这种能力的培养除了我们经常讲的“四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和基本素质）训练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自主地选择、设计学习计划，这是国外研究型大学再常见不过的做法。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就没有做到。
作个比较，从学生学习时间看，美国本科生一年在校学习、考试是9个月，中国高校有42周即10个半月是用于教学和考试，无论是授课的天数还是时数都比美国高校长，一门课的课时数也最多，国外一般是45个左右，中国从48个到112个不等。试想一下，当一个学生盲目地奔跑于上课时，他能否有时间来设计和思考他的未来？
在我看来，这种本科教学现状的弊端，主要是目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造成的。这种不合理我用5个“截然分开”概括，那就是选修课与必修课截然分开；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截然分开；不同院系之间的课程截然分开；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截然分开；短学期与长学期的课程截然分开。这一分开，导致我们人才培养模式还只能局限于专业教育的框架内，既浪费了相对紧张的教学资源，也不利于不同类型学生的个性发展。
因此，本次新的教学计划主导思想试图重新思考人才培养模式，通过整合优化学校教学资源，打破学科专业的界限，使学生在更大程度上拥有自主的学习空间。换言之，给学生学习时间，给学生学习空间。
《大学周刊》：厦门大学本次修订教学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邬大光：这次教学计划重点有两个方面：平台课程建设和课程资源共享。
首先，平台课程建设。学校将按照“厚基础、宽口径”，规划设置一些最为必要、最为基础、最为核心、最有价值的课程作为平台课程加以重点建设。通过平台课程的建设，试图使学生把握大学里最为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同时把最为优秀的教学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
平台课程根据面向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级别。例如面向全校的课程将作为一类平台课程，面向若干个学科专业课程将作为二类平台课程，面向若干专业大类课程将作为三类平台课程。
平台课程根据不同学科、专业以及学生兴趣爱好需求实行分级分类教学。比如，经济学院现下设5个系，学院要求每一个学生都“必修”9门学科平台课程，但这种必修可以通过选修的方式来完成。例如，经济史是所有经济学类专业都要修的课程，但经济史可以分为经济史1、经济史2、经济史3等。基础经济学专业学生必须修经济史1，其他经济学专业如财政学、金融学学生，只要经济史2或经济史3，但允许学生选修高一级要求的经济史1。这种课程设置将改变过去那种比较刚性的做法，整个课程体系更加模块化、弹性化。当然，经济学院还可以针对不同专业需求，规定出6门课作为全院学生的必修，剩下的3门课让不同系、不同专业的学生自行决定采用选修或必修等等。这样，本专业的必修课也可成为另一个专业的选修课。
平台课程建设计划的课程实现课程归口管理，由本学科最为资深教授作为课程建设项目的负责人，按照精品课程建设要求，力争把最为优秀的教师吸引到本科教学第一线。
其次，课程资源共享，选修当中有必修，必修当中有选修。在我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我国大学的课程门数不够，国外大学都是4000门至5000门。我想说，当一所大学的课程都是以专业、系、学院为单位开设时，如果不大量增加教师，课程资源永远会不够。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各种教育教学资源配置，都是按照专业、系、学院来配置。不仅在校级层面上，就是在院级层面上实行资源共享的也不多。由于不能在校级层面实现资源共享，或者说不能在多种学科中实现共享，就使得原本紧张的教学资源无论怎么设都不够。
我曾拿厦门大学的课程数据与哈佛作过比较，哈佛大学2004～2005学年，该校本科生6500人，实际开设专业课745门、共享课413门；而厦门大学以及国内大多数研究型高校的课程一般是2500门左右。厦门大学如果能做到资源共享，2500门课绝对够了，做不到时，即使4000门也不够用。换句话说，现在大学的思维还是增加课程门数，却不想在共享上做文章。老师非常累、学生不受益。
有鉴于此，我校本次修订教学计划，打破了学院与专业学科之间的界限，克服不同单位课程资源互不共享的弊端。原则上，所有院系开设的课程都要对全校开放，法学院本科生的必修课，经济学院本科生可以当做选修课来上。
除平台课程和课程打通之外，新的教学计划还将根据学生未来升学或就业的不同志向设置多个方向，令学生有较大幅度自由选择专业或专业方向课程。每个专业可再设若干小类专业方向。例如，就业方向可再分为职业类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到某一个职业直接就业）、行业类课程模块（旨在帮助学生到某行业大类就业）、复合类模块（旨在为学生同时提供两种以上的学科背景和就业技能）、升学（考研）。出国深造方向的可再分为学科类、跨学科类等。为使整个教学计划更富有弹性，这类课程基本是选修课，课程数量应数倍于学生应修的课程，让学生有更多自由选择机会。
《大学周刊》：可以说，厦门大学试图通过本次教学计划修订在本科教育方面作一种较为全面深入的改革，改革之后厦门大学的本科教学面貌会发生哪些变化？
邬大光：厦门大学的改革是基于深入思考后的一种行动，对于改革的效果目前暂时还不能作最后评价，但可以预见的是，经过这次改革，厦门大学的本科教学面貌将会发生一次质的变化。
首先，课程质量明显提高。这样的一种改革将有利于整合学校的优秀教学资源，把全校的优秀课程都呈现在学生面前，同时，解放了相对紧张的师资。
其次，课程质量标准更加规范，避免了选修课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过去，同一门选修课由于不同学院开设，选修人数的不均匀，出现了“大小班教学，考试用不同的卷子，学生认为不公平”的情况，修订后的本科教学计划将克服这一情况。同一门课程归口管理，统一课程大纲，统一课程质量标准，用同一张考卷，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评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最后，学生的选择余地更大了。比如，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利用大学四年修满了经济学院的应修课程A类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经济学第二学位。同样是这些应修课程，他没有能力修完A类，而选择修完了B类，则相应地获得《辅修本科专业证书》。这一做法进一步改变了过去那种硬性分配制，改变了因同学选不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造成选修课“选而不修”、“修而不选”的尴尬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