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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分析
2009-03-03 09:47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分析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力

今天主要从国际国内多个视角谈谈宏观政策研究的体会。讲六个问题,第一、二部分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大的图像;第三部分看看我们高教现在面临的国际、国内问题。第三部分实际上是我们参与教育部新的行动计划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概要的情况;第四部分是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教育部正在起草2020年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第五个方面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最后是不同类型高校的合理定位问题,不能说已经有一个明确的共识或者答案了。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的新形势

我们现在面临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机遇期,是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考虑的,我国目前还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可能会在2040年前后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在这一时间内,我国还会保持一个较高的人口增长态势。现在专家们普遍认为上限可能是在16亿左右,在16亿当中劳动力人口占多少,从现在开始向前再展望一下:到2020年劳动力人口会从现在的9亿左右增长到10亿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会一直持续在65—70%,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一些人口自然增长非常快的国家),我们劳动力的丰裕程度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15—64岁劳动力人口(按照国际劳工组织定义)我们绰绰有余。不能说劳动力比例高就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如果这部分劳动力能够提高素质,国际竞争力就会持续地有保障,但如果劳动力的素质不高,我们可能还要吃一段老本。从本世纪中叶以后,我们的劳动力人口比重会下降到60%以下,那时候老龄化的程度就会提高,所以赶在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况前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是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如果在2050年前实现不了这一点,我们今后发展的路会很艰难,劳动力人口多了就业形势就比较严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城镇化的进展顺利,尤其是2000年以后,更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态势在递增。也就是说,现在每年有1300万—1500万人口从农村的状态转到城镇状态。我们2000年的城镇化率是36%,如果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到2020年就有可能达到56%。对此,许多专家保持乐观态度,有人认为到202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60%,现在是60%的人口在农村,从原来的六四变成反过来的六四,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有专家认为,在一个农村人口仍然占40%的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是带引号的,有中国特色的,仍然没有脱离开小平同志接见外宾时讲的小康的含义,离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可能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可高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后我们所能达到的现代化的程度。但这块无疑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在城镇状态下对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需求与在农村状况下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的产业结构也处在一个剧烈的调整时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会从200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的25%,到2030年可能进一步下降到20%。其实,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占的比例是3—5%,如果加上为农产品进行后续深加工的劳动力可能有20%左右。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实现,现代化的实现,都取决于劳动力的转移,也就是说从第一产业出来的劳动力会少部分转移到第二产业,第二产业是稳中有升,第三产业是显著提升。最近学者们也在研究我们能不能跨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主要转移到第三产业。也有学者认为第二产业比例稳中有升会持续一个相当的时间,也就是说对中国这么一个人口大国你迈不过重化工业,第二产业占较大比重的这个阶段是不可能迈过的,否则你第三产业依托的基础就不牢靠。我们现在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依靠的就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劳动力转移,还有科技水平的提高。这对教育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总而言之,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加起来提供的就业岗位是4亿3千万个。中国现在提供的就业岗位是7亿4千万,很快就要到达7亿5千万。中国用7亿5千万个就业岗位提供的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不到10%,西方发达国家用43亿个工作岗位,就可以拥有全球GDP的60—70%。在这样一个反差下,我们要充分就业,平均从业人员收入增幅不会太高,而且高学历有可能向下挤压岗位,就是说以前这个岗位是中专干的,现在要大专干;以前这个岗位是大专干的,现在要本科干;以前这个岗位是本科干的,以后就要研究生干。如果不充分就业,可以使收入差距拉大,有一定刺激的活力,但前提是社会保障必须健全,如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说就业的压力对中国的教育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家长,能够仅仅着眼于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去读什么样的书,除非是家境非常优裕,不指望孩子能够很快谋生给家里带来经济收入。西方的确有一些富裕家庭家长对孩子们的希望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可以观察一下世界上最活跃的志愿者队伍,可以看看美国的三、四千家慈善基金会机构,可以看看上万个去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教师、医生,他们都是不取薪酬的,他们都有很好的学历,他们为社会奉献是不求回报的,原因就在于60—70%的志愿者的家里都非常富裕。西方志愿者有的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就开始做志愿者,在非洲一呆就是十年、二十年,结婚生子都在那边,家里供应。而我们现在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教育跟就业的关系,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十六大给教育提出的目标是非常高的,在二十年中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要使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要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要消除文盲,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应该说十五大以前的党的政治报告,没有对教育这么系统的、明确的提出要求。原则地确定教育的优先发展地位,是从十三大党的报告以来的历次报告都强调的。但是在十六大报告中,因为牵涉教育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所以小康社会实现的四个目标之一就是教育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这段时间的确也是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十六大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从原来的仅仅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增加了为人民服务,这与后来党中央提出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以及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一脉相承的。原来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还要加一个社会实践,因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马克思早期有一个文稿,实践的观点是它最重要的观点。所以,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这一点我们仍然是坚定不移的。教育还有三大历史性任务,最近至立同志、周济同志在讲话和报告中屡次提到,也就是2020年前后,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以及一大批比较拔尖的创新人才;教育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服务,作出贡献。无论是科技还是社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思考今后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脚点。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中间还有一个全国人才会议,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新话,这些新话既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一个决心,同时对教育提出了很多新的话题。以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在体制上还有或多或少包办过多这样的问题,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从竞争性的领域退出以后,应该在公共教育政策的领域中负起更大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市场配制人才资源的改革取向,再一方面我们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使得政府能够营造一个很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促进高等教育依法自主办学,依法自我约束发展,在这个轨道上能够川页利地向前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对科学发展观的确认,其实都对教育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都值得我们认真考虑高教发展的新形势。

二、国际教育发展的总体走向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差不多每十年有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引起全球教育振动。第一次是在1972年前后,由联合国教科丈组织起草、实施的,当时发布了一个学会生存的报告,确认了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开始是少数专家的理念,很快就变成了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法律。有十几个国家对此立法或者出台了专门的法律,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万美元以上,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谋划一下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连小学教育都很难普及的话,何谈终身教育。同样,中国也是在九十年代开始立法,也变成了国家的战略政策,但是我们往前推进的步伐缓慢,这跟我们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毕竟是从原来一次性的关注学历的、批量化的教育,变成一个更加多样化、多次性、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有人很形象地说,从摇篮到坟墓都要学习,不要把工作和学习这个环节截然分开。人可能会在不断的学习中增强他的能力,这样一个终身学习型社会对中国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中国可以走的快的地方先走,走的慢的地方后走。所以这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被联合国教科丈组织的第二本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1996年版),确认为终身学习是人类通向二十一世纪的一把钥匙,是类似于哥白尼式革命的教育理念革命。因为此前适合于农业社会、工业化生产这样一种教育,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只有考虑到工业化进展到一定程度,至少要中期以后,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以后,对终身学习的需求才会前所未有的迫切。我们相信,它不仅在二十世纪的后30年发挥了对各国教育政策影响的作用,而且也正在影响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和其它一些有条件国家的教育政策,所以在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教会上,江泽民总书记用大段的篇幅来论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十六大报告一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都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有相应的阐述,实际上都是这个道理。

第二次革命开始于八十年代,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新信息技术,这个革命发生的地点并不在教育领域,但是对教育的能够选择的机会是空前的,比如说学习的时间、空间、人群,还是需求,都可以根据我们所拥有的实在的资源和虚拟资源来大大地扩展,而且广泛地共享。因为原来社会的结构是金字塔的,很多信息集中在金字塔的上端,越是下端越少,它是纵向流动的,横向流动的比较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达,除了主流媒体以外,除了主流的政治传播或者政策传播的渠道以外,还有一些更加扁平或者网络化传播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在整个公共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大众媒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公共教育政策制定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在传播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当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都在研究传媒这个问题,自从9·11以后,美国的传媒到达了后9·11时代,他们在研究传媒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在研究,一个教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能够得到共识,不仅使官员们知道,而且使老百姓能够知情,有权利去监督这样一个政策的执行,看来除了正规的行政系统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看重媒体的作用。单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市对违章司机有一个处罚的措施,意思是你违章了以后要自觉地到管理部门交罚款。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少数遵守者到交管部门查询违章记录去交罚款,后来北京电视台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一个司机因为多次违章,最后罚款980元,除了违章罚款,还有滞纳金。这条消息一播出,我相信第二天80—90%的司机都会知道,因为看了报道的司机会传达给亲朋好友。所以一个政策的效率并不是靠在公共场所张贴或者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而简简单单的一个两分钟的新闻报道,能够使一个政策迅速传达到几万甚至十几万持有驾驶证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典型的当代政策在非传统的行政网络中传播的例子。对我们教育政策的贯彻都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们都是线性的、平面的学习,以后变成了立体的、多媒体的、非线性的学习,那就要考虑以前那种按部就班传统的、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学习,可能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有些能力强的学习者,他可能采取相对跳越式的、相对弹性的学习方式。计算机网络看上去是科技层面的革命,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及它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下一代,在有计算机网络参与的情况下,与我们小时候对知识的掌握有哪些差异。

第三次革命就是谁来付费,谁来埋单这么一次革命。从九十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艰苦地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协议,教育服务贸易可以除了政府资助,只要你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的教学活动都属于一种能够用钱来购买的服务。以前整个教育服务贸易在全球范围内份额非常小,从九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翻着番地前进,几年就可以翻一番。1970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总额是70亿美元左右,而现在已经是3000亿美元左右,其中一部分就是留学生,现在全球流动着150—200万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是携带着大笔的钱到要学习的国家去消费的。中国去年自费留学的比前一年略有下降,但仍然在11万人左右,如果每个人带走2万美元,带走22亿美元就是200多亿人民币。我们全年的教育经费是多少呢?全年的学费是多少呢?全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在农村来讲也不过是200—300亿,我们全年的教育经费是4千亿,200亿流到境外这是非常保守的估计。如果我们能够抓住WT0教育服务贸易合作的契机,大力发展中外合作办学,适当鼓励强强合作、强项合作,如果我们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能够跟海外的优质教育资源做大做强,对我们优质资源短缺这么一个国家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最近,批准了一个国外好的大学在中国办分校的是诺丁汉大学在宁波的分校,就是想作一个试点。前天我陪教育部副部长跟英国的副部长会谈,就谈到强强合作的问题。现在爱丁堡大学在跟南开大学谈合作,利物浦大学在跟西安交大谈合作,可能就是要形成一个双方优势学科互补的态势。现在全国有800多个中外合作的办学项目正在运行着,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依法鼓励和规范中外办学的发展。如果能够两边跨的,采用2十1或者3+1或者2+1+1这种三明诒的课程,获得双方都能认可的学历、学位,其实并不一定非把自己的钱花到境外,只要学到本事就可以。所以现在的教育服务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是发展中国家很警惕,发达国家非常热,这对我们高等教育就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英国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受到财政紧张的影响,减少对大学的拨款,于是他们就流传了一句话:你想让自己的大学过的好一点吗,那就多招中国留学生吧!中国留学生到英国交1万英镑的学费,其中可能有3千英镑是补贴给英国本国学生的,所以他1万英镑的学费其实享受的是6千或者7千英镑的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争夺高端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什么地方进行教育消费的新的挑战。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国外教育战略的五个特点:一是强调教育是一种基本人权,用新发展观指导教育战略。二是强调教育的平等,不是一般的平等,而是有质量的平等。以前是一般的平等,希望能够进入机会公平就可以了,现在将过程公平、结果公平、选择公平都列入议题当中。如果公办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就改革它,所以有质量或者高质量的教育平等成为很多国家关注的重点。三是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并重,强化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最后两点是新的信息技术能够广泛应用,同时要面对国际化的挑战,寻求应对的良策。二十一世纪前10年,教育会不会出现第四次革命性的变化呢?我们从国际组织现在所做的事情,很多国家所做的事情,还有我们中国所做的事情,都发现可能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或者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跟我们现在所谈的科学发展观、人才观有关系,不谋而合。从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环发大会到约汉内斯堡,实际上联合国正在推行可持续发展十年。京都议定书不久前才生效,教育能够在这个当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值得研究的。以前的教育不是完全以人为本的,不完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大量的文章可作。第四次革命性变化会不会产生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教育,这是值得研究的。低收入国家初等教育的入学率已经追上来了,已经达到95%左右,但是中等教育的入学率还低于50%,而高教入学率会低于10%。GNI是什么指标呢?国民总收入,世界银行用于取代GNP的一个指标。现在世界银行一说都是人均GNI的水平是多少美元。所以在430左右美元这么一个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它的教育水平只能处于一个很差的水平。在两万美元以上的这些高收入国家,他们学前教育的入学率、初等教育入学率、中等教育入学率、高等教育入学率都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因为他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起一个庞大的能够覆盖全民的教育体系。中国现在正处在中下等国家这么一个水平,在1000美元左右,所以我们的指标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们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是低于世界同类国家平均水平的。要支撑起一个入学率水平,没有钱是办不成事的,无非是政府少掏钱,老百姓多掏钱,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况。越是富国老百姓不用拿钱,因为他交了一份税后不用交第二次税。越是穷国老百姓他拿不起钱,他连交税都交不太好,更不用说第二次拿。现在亚洲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像中国、韩国、 日本,老百姓除了向政府交税以外,还会拿出很多的钱用于教育,这是世界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在巴西,只要孩子上学满一个月,还要给穷孩子家庭一个误工补贴,一个月补助25美元左右,以免孩子辍学去打工。

旺盛的社会需求同多样化的教育供给不足,仍然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应该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性成就,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世界上都认为中国的成就是非常大的。在九个人口发展中大国中,我国教育积累的经验,能够覆盖的人群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我们还面临着这么多问题、难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三、新一轮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新部署

新一轮行动计划是从2003—2007年要执行的,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三大历史性任务。要坚持巩固、深化、提高、发展这样一个八字方针。这些指导思想是分层次的,宗旨是要管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十六大提出的三大历史性任务会到2020年前实现,而这一轮行动计划只是为2020年这样一个发展来起好步、开好局。八字方针是本届政府任期内的,管到2007年,实际上指导思想是分为三个层次。

周部长带领我们编写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学习辅导读本》列出了178个问题,系统回答了各部门要作的事情。作为行动计划是实实在在的,与中长期规划不同,关键看有什么样的工程,每个工程都有经费加以支撑。这次行动计划是14部分,50条13000字,分为三大版块:两大战略重点;六项重点工程;六个重要举措。上一轮行动计划,就是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是1998年到2002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两大版块,一是七大工程,二是五项举措)我们把农村工作做为重中之重,首先把它列为第一大战略重点,同时把继续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作为第二大战略重点,这两大战略重点抓住了一个最薄弱环节,一个最需要在攀登过程中加油的环节,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也得到了各部委的支持。

六项重点工程:①新世纪素质教育工程;②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工程(加强);③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④促进毕业生就业工程;⑤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⑥高素质教育和管理队伍建设工程。其中②—④项都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比较紧迫的问题,随着高教扩招,职业教育现处在十字路口,是全面推向市场,还是政府硬性划定普通高中和中职的比例,恐怕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政府引导,以就业为导向,办出特色,国家就要实实在在的支持。第三项高教质量和第四项毕业生就业,在没有扩招之前我们也在抓,但形势不像现在这么紧迫,人们质疑现在毕业生的质量是不是兑水了,因为从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到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其增长幅度是世界上很少见的,5年中招生增长了四倍。但是我们的经费没有增长四倍,靠拼什么?拼的是高教的老本,拼的是教师工作量的增大,教师也没有增长四倍。所以教育的质量怎么看,怎么评估,怎么增强,今后还要不要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都是值得研究的。我们现在每年增加毕业生100万左右,去年毕业生已经接近300万,以后每年逐渐会达到400万、500万,但是我们新增的劳动力岗位每年可能在800万左右,如果不算退休的替代,新增的劳动力岗位有一多半要被新毕业生吞掉。如果是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显然就会引起不充分就业的问题。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无疑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毕业生就业工程是国家抓的一个重点工程。

六个重要举措是①加强制度创新和依法治教;②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快速持续发展;③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④改革和完善教育投入体制;⑤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⑥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体系。其中制度创新、依法治教,与高教有关的像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都要进行修改。我们在修法和立法的推进过程中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五修四立:修订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和学位条例等五个法,其中把学位条例变成学位法;立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保障法、学校法、终身学习法。最容易通过的是国家教育考试法,最难通过的是教育投入保障法,现在人大、政协、各级政府都没有作好准备,我们只是作些可行性调研,已经筹备了多年。如果有教育投入保障法,我们的教育经费不会像现在这么困窘,这个是很难通过的,本届政府肯定做不出来。到2020年前能够做出来就已经不容易了。接下来是学校法,我们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但是缺一个对学校性质的认定,换句话说,一个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依据什么?学校的章程、产权的界定、怎么运行,学校法是一个正在探讨的过程。接下来是终身学习法,我觉得一下立终身学习法可能条件不够成熟,但是立一个类似民办教育促进法那样的终身学习促进法还是可能的,促进一个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还是有条件的。所以依法治教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发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都是新的内容,在上一期行动计划中没有给这么重的笔墨。而这一期教育行动计划我们既加入了WTO教育服务贸易的框架,还出台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我们还要全方位、高水平地实行对外开放,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做。在第五十条中明确提出要制定2020年的中国教育发展纲要。现在我们正在作,我仍然是起草组的组长。非常希望各位校长、教师提出好的建议。我们非常关注“两会”,每年的两会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最少在150—200个,我们都要找到其中的亮点,使纲要的制定建立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在两会之前,我们也都跟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征求意见、座谈,作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够在增加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公平这些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当然主要是明确政府责任的问题。估计2020年纲要的文本会在今年10月到11月出台,还要征求意见,明年适当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会召开改革开放以后的第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这样一个纲要,对今后十五年走什么样的路进行部署。十五年的纲要,与现在国家正在做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两个轮子,是科教兴国支撑整个现代化向前进的两个轮子,都是十五年。现在科技的那个规划已经反复酝酿,已经完成了70—80%的工作,只待今年的适当时候召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再由党中央总书记对这个事情进行部署。科学大会在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后,一先一后,把2020年前的一些宏观的关系,宏观的目标进一步明确。这些都是跟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密切相关的,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我粗粗地列了一下整个行动计划中跟高等教育相关的内容,首先在第二大战略重点中,985工程、211工程、高层次人才创造性计划,这是继续实施的。以长江学者为龙头的,有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和个人这样一个人才培养计划,以及新启动了研究生教育的创新计划,高校的科技创新和社科繁荣计划,而社科繁荣计划的支持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从2003年开始每年差不多有5000万立项费,这已经高于国家社科基金对教育系统的支持力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其它重点工程中,关于教学质量工程及其他相关的方面,比如为三农服务、为素质教育、为职业教育服务、毕业生就业、信息化、师资管理、学校制度、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加大投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等,这些都跟高等教育有关,所以大家只需要看到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新的行动计划,就可以找到很多新的政策的切入点。

四、2020年前高等教育规模扩展的趋势

从2004年到2008年,每年有250万到300万的增量,2008年考大学竞争还得激烈。从2008年以后一路下降,到2020年达到一个低谷,那时是不到9千万,每年比现在少几百万人,那个时候高等学校的在校生只需要稳步发展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我们看高等教育的扩招,1993年本专科招生数是92万人,到2003年招生达380万人。高等学校的在学人数,1993年是500万人,2003年是1900万人,到2004年增加到2000万人,是1993年的4倍。但是普遍高校的招生数比起在校生数增长还要快,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就乘4了。高教的毛入学率从1993年的5%上升到2003年的17%,到2004年达到19%。每10万人口中平均在校生人数在1993年只是376人,而到2003年时达到1300人,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30%、50%的质量有所下降,但我们仍有60%左右的质量是有保障的。而有保障的60%已经比1993年的平均拥有数要多的多,这样一来,竞争就非常有利。随着对外开放,随着高校的持续发展,为我们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将来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都奠定了丰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八五期间,1991年到1995年本专科毕业了600万人左右,其中普通高校5年中毕业了300万人,而到2001年到2003年,这三年普通高校就毕业了400多万人,再加上2005年,肯定五年累计起来比原来是翻番的,这对现代化建设都是很大的支撑。这种每年递增六、七十万的比例是近年来一个比较明显的态势。我觉得可能今后若干年不需要递增那么多,为什么?如果还按这种方式递增,条件是否跟得上,就业情况能否很好,都很难说。从1998年到现在,每年平均招生的增长率是16%,计算一下,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如果能达到30%以上,现在每年只需要增加3%就行,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基数,后面进入一个缓慢增长的时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进入了一个高中阶段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学习,需要考虑的就是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和体制创新的问题。高校在校生今年会达到2100万人,如果稍微压缩增长的速度,使五年中年增幅降到60、70万人或者80万人左右,这样到2010年,我们还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也就2500万人左右。另外再用十年把那个500万消化掉,从2010年到2020年增量如果是500万,平摊到每个年份,每年应该是50万人左右。我觉得今后若干年每年的在校生人数以50万到60万左右增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在最快的年份中平均每年增长100多万。研究生在校生今年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原来预期是70万,其实去年已经达到80万,2005年可能达到90万,到2010年控制在100万左右可能不太现实,所以还会有所调整。研究生仍然有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生博士生的授予数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因为美国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博士生授予国,每年有4万到5万人可以带上博士帽,他们平均读一个博士的时间基本在6—8年。而中国现在这种短、平、快地制造博士,有没有问题?我们是一个培养大国,但是并不是一个科技创新大国。美国现在掌握的科研经费、研发经费占全球的60%,而中国不到5%;美国拥有的专利数已经接近70%(就是每年新的发明数),中国可能刚刚超过5%。我们是5%的科研经费、5%的科研专利数支撑起近4万博士生,与人家相比,博士生的质量显而易见,我们一个博士生导师招30个学生,一把茶壶配三十个茶杯,这样一个培养方式是不是有问题。现在可能需求还是比较大,高校教师的博士生比例远远不如美国,连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因为历史的原因,教授、副教授当中博士生也没有占到很高的比例。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控制文章抄来抄去地拿到博士学位,同时对一些关键的学科、关键的学术带头人的梯队要加大培养力度。在硕士这个问题上我跟其他的研究专家没有异议,发展快一点、发展多一点没有关系,因为硕士本身就不是一个完全纯学术的学位。印度在2000年硕士在校生数已经达到80万人,而当时我们仅仅不到20万人,以至于当时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英国三一学院的教授阿马帝亚森到北大讲演说,据他了解,印度毕业8个大学生,中国才毕业1个。岚清同志当时觉得很不对劲,让我们赶紧去查一查这个数据,后来证实,的确本科生我们已经跟印度不相上下,但是硕士生在一段时间内是印度培养8个,中国培养1个,这方面我们是很落后的。2004年我们的硕士在校生是65万人,还不到印度的80%。所以硕士生发展快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博士生一定要保证质量。高教的毛入学率的预测到2005年会超过20%,2010年保守估计达到23%,2020年保守估计达到30%。我觉得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高校毛入学率作适当的调整或者放慢发展节奏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人均1000美元左右到2020年人均3000美元的GDP,能不能支撑起30%的入学率,这在世界上是有争议的。看一看毛入学率在30%的国家大多GDP都在8000—10000美元。我们如果不顾这样一个现实,只顾老百姓有没有学上,那势必就是高考200分上大学,甚至注册入学。这方面瑞士和德国对我印象很深,二战以后他们很快就达到30%,但直到去年瑞士还是百分之三十几的高教入学率,德国也就40%左右,很多北欧国家也就40%左右,不是说老百姓没学上,而是因为早期的分流,市场的需求很明确,你读出大学以后,或者你的孩子不适合于读大学,出来后是没有事情干的,只能去领失业保险,领失业保险这样渡日,永远不会比一个有稳定工作、稳定收入的人过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到30%是一个坎,到2020年的时候会非常审慎地研究高等教育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到2050年高教学龄人口是两峰两谷,第一个峰是2008年,第一个谷是2022年,在9千万以下;到2033年又上升到第二个峰,达到1亿人以上,到2050年又回到8千万左右。所以我们高校的入学率或者高校在校生的规模其实是一个逐渐放缓的态势,并不是一个很陡的上升的趋势。即便是放缓的趋势,到2050年毛入学率也能达到50%,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千万人了,到2050年只需要达到4千万人,就比现在高校在校生翻一番,就可以达到50%,我们前期可能发展快一点,以后是要把握节奏,把握节奏还有一个好处,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为总是这么扩招,势必刺激普通高中的发展,中职怎么扶持也很难发展起来,如果技工荒、高级技工荒,给出很高的薪酬这个信号能够传达给老百姓,我相信,中国老百姓会从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状况回到现实,他并不想明显自己的孩子不适合于读学术性、理论性的大学,还要硬着头皮去考。据说有的孩子连续考大学已经考了8年,8年连博士生都快读完了,连续考大学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每次上复读班都要跟亲戚朋友借钱,如果不考了,他觉得要还这笔钱不太容易,所以一直考。这在其它国家是不可想像的,疯了。今后我们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不是一考定终身,包括中职生也能够进到本科去学习,搭建这样一些“立交桥”,可能会缓解这个问题。有一个德国同行写了一本书,说他发现中国的瓦匠、木匠、油漆匠都不是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都是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这很有意思,在欧洲差不多都是职业学校培养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大的职位,岗位的空间,结果我们学校不去关注。政府办学就是去招应届毕业生,就是教文化课,哪怕职业学校我们也不能降低文化课的要求,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针对现在大量的农业人口的转移,大量的新增岗位的变化,我觉得职业教育包括高职不办出特色是没有根本出路的。

五、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恩格尔系数是标明你是否进入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这是国际粮农组织对各国都在用的指标。其实我们衡量左邻右舍,也可以看看你一年中的花销有多少钱是用于购买食品、购买吃的,你看看贫困户,拿救济粮救济金的,可能百分之百的要去购买食品,他没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的开支。所以在建国初期,1957年统计农民的恩格尔系数是80%,非常贫困,连城市的居民也都在60%这个贫困线周围徘徊。直到改革开放,1978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仍然这么高,可以说当时是一个贫穷的、平均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后,恩格尔系数一直下降,下降是一个好事。贫困是系数大于60%,温饱是在50%至60%,小康是在40%到50%,而富裕的小康是在40%以下,现在发达国家基本在10—15%,也 !E !品的份额从100块钱当中抽出15—20元就够了,剩下的可以购房、购车、旅游,去消费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能从2000年的46%会下降到35%左右,46%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70%—80%人口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2000年是农民刚刚降至,j50%以下, 而城市刚刚降到40%以下,现在仍然呈现下降的态势。这样,省出来的钱就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教育,所以居民储蓄的第一个意愿是不可预测的大额支出,比如说大病或者是出了什么事情,第二个意愿就是子女上学,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即便政府增大了投入,老百姓希望通过自己省点钱使得子女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这么一个期望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我们也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有人说印度的城乡差距比我们小。我们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可支配收入相比,2003年时达到最高峰32,这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估计在2004年会有所下降,因为减少了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应该说2:1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说城市的老百姓有2块钱的时候,农民有1块钱,这是能够接受的,而且也保持了足够的活力。但是现在城市居民有3块钱,农民才有1块钱,这样是有问题的。现代化推进的步伐大体也说明了区域之间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比如京津沪这3个中等发达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基本上完成,然后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他们超过了世界的平均值(50%)。11个初等发达地区:辽宁、江苏、浙江、黑龙江、广东、吉林、福建、湖北、陕西、山东、山西,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高于80%,第二次现代化程度高于30%低于50%。17个欠发达地区:重庆、河北、宁夏、湖南、内蒙古、新疆、青海、海南、四川、安徽、江西、广西、甘肃、河南、云南、贵州、西藏,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小于80%,第二次现代化程度小于30%。从全国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形势,从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到广西、海南,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什么山西、陕西、湖北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呢?有能源和一些历史上形成的产业支撑着他们,而其他省份远没有这样一些很好的产业。京津沪在整个沿海地区还是三支独秀的,最近可能率先达到京津沪水平的会是江、浙和广东,辽宁现在也在急起直追。可以看到,第一个经济增长极出现在小平同志当时圈定的深圳经济特区,后来香港、澳门回归,广东的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现在是泛珠江三角洲9+2这么一个状况。第二个增长极是以上海为龙头的江、浙两翼,速度明显高于泛珠三角。第三个增长极还比较薄弱,就是环渤海地区,以京、津、辽、鲁为四个点来支撑的,也涉及到河北的大部分和内蒙以及山西的部分地区,这个地区的增长极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这个地区人才聚集的程度,比第一增长极和第二增长极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然后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成气候。其他的中部和西部地区以陕甘宁的省会,以成、渝以及湖北武汉、河南的郑州以及安徽的合肥,这几个还没有完全成增长极的气候。青海和西藏还没有完全成气候,云南的生态经济才刚刚起步。看看这么一个状况,高等教育的布局肯定是在沿海地区这些增长极聚集的程度是最高的,人才的需求量也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规律。只有这部分相对稳定,才有一部分按照梯度转移的方式向其它的经济协作构圈和增长极来辐射、渗透。西部大开发中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在西部地区再新设多少高等学校,再布多少点,而只能靠本地化人才培养的体系更进一步健全,对,支援的这种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同时,国家财政的输血式和造血式相结合的扶贫和支援的方式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取消。这就是现在整个高等教育布局结构所面临的新的形势。

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的发展,也可以用A、B、C、D、E这种梯度来区分。

A: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0%以上,甚至达到50%左右,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比较发达,如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

B: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有较好基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以上,甚至达到30%,如大多数中小城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发达地区的城镇和农村;

C:已经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0—15%,如少数中小城市,大部分发达地区农村和部分中等发达地区;

D:刚刚或正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基础,如大部分中等发达地区;

E:正在普及5—6年初等义务教育,教育基础薄弱,如欠发达地区农村。

京津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发达地区的农村,部分中等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的增长态势有可能沿着A、B这些地区最容易增长起来。

那么,支持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再看看义务教育,实际上高收入人数相比起低收入人群来讲,它对学习成绩的依靠、对支付能力的依靠、对公办学校中是不是重点的选择,以及是不是选择去海外留学和民办学校,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越是高收入人群它的选择明显大于、多于低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除了政府资助以外,只有一两种选择的可能,如果政府再不资助,它就没有选择的可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生源的这种自然分布,势必呈现这样一种态势。而这种态势的前提是假设公办的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在招生录取这方面,在评价一个学生的成绩方面是完全一视同仁的,是没有什么招生的黑幕或黑洞的,是把乱收费、腐败都排除在外,它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分布。这种分布不能说是教育系统的设计问题,而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中的折射,所以我不太赞成笼统地提高教方面的公平是扩大了还是减少了,它的确受到非常复杂的因素的制约,哪怕是一个设计的很好的制度,它随着自然的分布,也是城市的高收入人数的子女可能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远高于那些贫困家庭、农村家庭的子女。农村家庭孩子的出路只能靠他学习成绩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奖学金、助学金或者贷款能够完全覆盖学习成绩不好的又是家庭非常贫寒的学生。你家境贫寒同时成绩又非常好,从代替流动来讲,是处于一个少数,很可能那些家庭贫寒,成绩又不好的孩子只有从事他的祖辈所从事的那些工作。作为公共服务来讲,政府肯定是长线责任,也就是穷人和非穷人把受教育的意愿表达给政府,通过政府给服务的提供者,这服务的提供者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通过一种契约的关系、一种政策指导或者拨款的关系来执行。短线服务就是那些有支付能力的公民,不通过政府直接跟服务提供者发生联系。长线责任和短线责任所建立的现代学校制度的性质是不太一样的,政府参与的程度也是不太一样的,服务的类型、服务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国家的公共财政经费占GDP的比重是一个国家对公共教育事业支持能力和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所以看一个国家并不看这个国家的,号,而是看他在安排预算的时候是否把足够的份额用于公共教育。全世界平均值已经达到45%左右,但低收入国家还低于4%,越穷的国家越少、越富的国家越多。我国在1993年制定纲要的时候有一个目标,提出到2005年把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增长到4%,结果从1998年以后我们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才出现一个快的趋势,得益于上一届政府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时,中央本级财政一个百分点,地方跟上。这个政策到2002年以后就不实行了,所以2003年就下降了,从历史上一个高峰332%下降到328%。十五计划说原定的4%的目标推迟到2005年实现,这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个增量大体是每年600—800亿元,实际上政府少给教育的经费是400—500亿,如果把原来的缺口补上的话,就是600—800亿元。如果有了600到800亿,我们的日子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窘迫。老百姓在这里面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政府的钱不够,老百姓就掏了。所以社会投入从1998年以后急剧增长。全世界发达国家政府的投入,OECD国家是占5%,社会投入不到1%。中国政府投入原来预计2005年达到4%,社会投入达到1.5%,2020年政府投入达到5%,老百姓达到2%,而2003年政府是达到了328%,老百姓已经接近2%,老百姓提前17年实现了这么高的投入水平。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达到2%的不超过15个。中国很可能成为老百姓投入比重占GDP最高的国家。这里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政府增长教育经费有较大的空间,但民间投入是不是到了天花板,是2还是3,如果不采取什么特殊的措施,看来3是天花板,有可能老百姓会再投入教育一个百分点。教育乱收费的隐性部分还没有统计。而且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是缺钱,社会上反映现在的钱是不是用好了,现在的钱是不是还有很大的浪费、低效的现象?我们的管理制度不严,很多校长的权利处于没有监督只靠自觉的状况,他在支配财政性拨款过程中随意性还是蛮大的。基础教育中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贷款在450到500亿,而高校的贷款仅部属院校就贷了150亿,全国的院校加起来不会低于600亿。1千多亿的学校贷款,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没有听说公立学校向银行贷款的,银行不会给公立学校贷款,因为教育是一个政府支持的事业,怎么能够还本付息,靠什么盈利呀,只有那些盈利性的教育公司,教育投资公司才能向银行贷款。中国是在体制转型中,开始是银行主动找上门来,在对国企惜贷的情况下向公办高校贷款,现在也不大容易了。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政府职能的定位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减少错位,把那些越位的现象和缺位的现象尽量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实际上是让政府在义务教育、前义务教育、后义务教育作出不同的政策选择,是义务教育你就要多保证;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你可能就要有所作为;还有一些部分政府该作为但力不从心,你可以委托授权;还有不需作为的部分,你只要制定规则,适当监管就可以。这种主动作为相比现在很多地方的被动作为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所要求政府转变职能的应有之义。但是,非常遗憾,整个干部任用体制,对他绩效评价的体制,并没有完全导向这个方面,使得一方面好多地方教育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另外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黑洞,学校乱收费的严重现象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将来学费标准的提高有可能是平衡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因为现在有的学校生均拨款并没有因扩招增加,有些地方所属院校生均拨款已经降到一年1500元人民币。而部属院校现在还维持在6000到8000元。所以就不能不提高进入非部属院校、地方院校的学费标准。提高学费标准就有一个问题,那些考生如果家境不是那么好,他们要不要勒紧裤腰带来上这个学校。政府的广义投入如果过于低,而家庭负担能力比较差,就会影响到录取。如果没有足够的生源,你就倾向于降分,把分数降到有支付能力但是分数又不高的学生,那么势必就变成了400分、500分的学校分数线一降再降,直到你把学生招满,那你的起点分就变成了200多分了。这是一个将来有可能进行平衡的机制,这个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并不是政府让你多招你就多招了。他受完教育以后预期的回报率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博弈,他现在付出这么高的学费,将来能不能取得相应回报的工作。公办教育这么强势,民办教育是在夹缝中生存,在学人数因为受到公办高等教育的挤压,1998年以后一直处于低谷,现在有所回升,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办高校办了独立学院,249所独立学院在校生已经达60多万人,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力量。

六、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合理定位

从2003年的数据可以一眼看出,本科院校的增量明显低于高职专科院校设置的增量,从2002年开始差不多每年新设立一百多所高职高专,因为我们把审批权已经下放到省里。省里觉得中专可以升格,可以合并成人高校,他就作了,只需要到教育部备案。本科院校的设立还是在教育部所控制的高校设置委员会来评,不符合规格就不能设立,这里没有包括那些独立学院。我们感觉整个批准还是比较缓慢的,缓慢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短期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像美国的社区学院,欧洲的普遍的短期学院,日本的短期职业大学,英国本身的学制就比较短,一年预科以后三年本科,它的学制就相当于中国专科的学制。现在欧盟倾向于缩短本科学制,叫三五八,三年拿到本科学士学位,五年拿到硕士学位,八年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不是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力,还很难说,都在实验中。这些已经启示我们:不同高校的定位是需要的。最核心的圈子是北大、清华对一流的冲击,还有一个七所院校,2+7=9,这是985的一个最核心的圈子。放大的985已经达到36所或38所,这就是除去9所以外,还有一些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有研究生院的大学大体是56所,而211工程大学是95所,可能会在2020年前后所有211大学都设立研究生院,这就使得在国外和国内学历互认有一个很明显的标识,就是我们面向21世纪建设一百所左右的高水平的大学,这就是学术型的;学术型大学并不是说一定比高专、高职和其它本科院校高到什么地方去,就好像一个民乐演奏家和西洋乐器演奏家之间是不好比的,民族歌手和西洋歌手同样是不好比的,因为他有不同的职能,培养的是不同的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愚蠢到仅仅是发展四年制的本科或者仅仅是发展博士生的教育,都是研究性、学术性而没有任何职业性的,这是有客观规律的。有些小的国家甚至全国几百万人口的只有一所研究型大学,这是常见的,其他都是职业性的,并不是说他没有钱去办研究型性的大学,而是他觉得没有用,有一所就够了。

新的形势对我们的需求的确是非常厉害的,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国家对人才的供给和需求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而在转型时期是通过指导性计划来调节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劳动力市场,有了专业报酬水平,现在我们还不太看清楚这一点,但以后肯定会越来越起作用,劳动力报酬水平将决定人们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先选择什么后选择什么样的教育。到了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力市场、专业报酬水平,政府会从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中退出,站在一旁监管这样一个市场秩序,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面临一个从原来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到大众化再进到普及化的非常深刻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既发生在学校布局、结构,又发生在校均规模,还发生在学生层次,发生在经费方面,这种多样化的转变,能不能用一种四年制本科的模式或者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而一语概之,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感觉高等学校重新定位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有可能从原来的博士最高、专科最低的这种金字塔的用人模式朝着向网格的方面发展。因为扁平式的和网格式的社会的企业组织,包括各个方面的社会结构,对人才的需求肯定会走到那一天,就是先把求职者学历这一栏盖上,先面谈你是不是有足够能力胜任这个岗位,然后再看你的出身如何,也就是说在最开始试用和不试用的过程中,并不是你的学历起点,而是你能否胜任这个岗位。原来研究型大学在塔尖的顶端,高职高专垫底,能不能朝向国际标准分类,就是把高等教育中的高职高专和本科并列,就像苹果和梨,同样都有优质的苹果和优质的梨,这是联合国教科文和0ECD对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符合各国客观实际的判断。5A和5B区分的很清楚,他们之间可以互通,是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的。专业性学位和研究性学位也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临床医学的博士和搞基础医学的博士,临床医学的硕士和搞基础医学的硕士,法律的和法学的,工程的和工学的,就是不能完全一样,培养的模式不能完全一样,他出来对岗位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样。什么是成功的教育?恐怕不应该说北大、清华就一定是成功的教育,它只是整个网格结构中的一个点。专业和职业教育的主打天下,是二十一世纪整个人才需求的主流。而通过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到普通本科到研究性学位,只是一条非常窄的路,这条窄路子将来肯定会受到挤压。校长在办学的时候可以不理会这一点,但是你如果办出一个压缩饼干,办出一个你力不能及的屈从的模式,那么最后受到惩罚付出代价的还是这个学校。我觉得按照两维来设计,一维是学术理论到应用职业,一维是教学到科研,我们可以按照国际标准分类分成若干类大学,这种大学可能在一个平面上就可以界定的比较清楚了,北大、清华还有一些985研究型大学,无疑处于一端,而高专高职以及应用型的本科处于另一端,而量大面广的这一侧也恰恰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需要的。我们在选择学校运作模式的时候,也会有传统、现代、后现代之分,真正有资格有能力去对主干学科一直保持不动,也不关注过多的社会需求,恐怕只是少数研究型大学。有一所研究型大学,本科哲学专业一共20个人,毕业生当年能够找到工作的就是2人,其他的要么是上研究生,要么是找其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问这个本科还要不要设哲学专业,如果非得要设哲学是不是把它放在研究生阶段?加州理工学院有十几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里面当教授,去年我看到美国公布的本科生被世界500强、被华尔街录取的比例不到5%,那95%干什么去了呢?大部分都上研究生当教师到研究所去工作了,美国可以容忍一个在校生很少的2000—3000人的加州理工学院这么做,但如果哈佛、丹佛、MIT等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这么做美国就受不了,如果所有培养的学生很少被企业吸收,企业就会问为什么要有你这样的大学。你研究这种跟我们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的学问的确需要,少数人可以,但如果所有一流大学都这么做,那美国人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北大、清华是中国这块土壤能够容忍的少数的大学,所有的学校都办成北大、清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只不过现在很多院校还有不切合实际的想法。现在高等学校培养的人应该广泛涉及到工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农民、民企的创业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企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招生对象有多少是面对十六大报告中所涉及的八种人,差不多都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差不多都是培养教学或者科研型的人才。如果高等学校的规模一个劲地扩展,但是社会上所需的个体户、私企主、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都是自生自灭,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高等教育?如果你办出特色,真是瞄准他们,是很可以有所作为的。两大并进战略,高水平大学可以争世界一流,短期的高职、本科院校也同样可以争世界一流。单一个新设立的卢森堡大学的金融学院的例子,卢森堡大学金融学院的合作者是卢森堡银行家协会,所有的课程、教授、实习、导师的选定都是银行家协会跟大学一起协商来做的,所以就使得他的本科生、研究生一下就爆满了,它是前年9月份才设立的金融学院,结果很快就成为周边地区青年们争着要上的学校。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培养了几届学生,还没有毕业生的产品出来,但可以想像,有这么多人愿意交学费上这个学校,特别跨国是要交学费的,本国是学费很低的,这里就有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大学可以怎么办。按照孙子兵法来说,它可以没有一定的规章,换句话说如果卢森堡大学不这么办金融学院,他就是高薪聘请全世界最好的教金融学的教授,聚集一批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获得者在这儿当教授,没有这样火爆的局面,他可能培养不出研究高深学问的金融学专家,所以他非常现实,我就面向银行、金融界的中层管理人员、中层技术人员,我就和银行家协会一起校企合作,这就是他的大学的办学理念,他放低姿态、放低身段来做这个事情,就成功了。今后新大学的起步肯定是一种后现代的方式,而不是原来传统的按部就班的方式。所以周部长也强调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采取三个突破,要探讨现代学校制度,这些方面都有大量的文章可以作。中国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北京吉利大学是民办的,对学生的要求是,到毕业的时候能把一辆汽车拆开,然后再组装起来开走。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到这儿来,因为修理、驾驶、维护一条龙的服务都可以胜任,这所学校就办的很好。高等学校要想办出特色,其实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十六大报告明确的八种人,我们都可以有意识地去培养,只要你抓住了主攻方向,都可能取得新的进展。

现在我们探讨的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包括党委领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教授治学,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开始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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