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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高教资讯周报(第107期)
2013-11-13 14:14  

青岛科技大学高教资讯周报

(总第107期)

发展规划处

http://xkb.qust.edu.cn/ 2013年11月4日—2013年11月10日

科教要闻

No.1 中国代表首次获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5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席,任期两年。这是该组织历史上中国代表首次获选大会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6年,目前拥有195个会员和8个准会员,是联合国在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员最多的专门机构,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

教科文组织设有大会主席、执行局主席和总干事三大核心领导。主席的职责包括组织制定与教育、科技和文化相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监督大会决议执行情况和出席由该组织以及与其成员合作举办的重大活动。

在本届大会上,新当选的第37届大会主席还将主持选举下届总干事人选,通过教科文组织今后两年财政预算以及规划该组织未来8年的改革和发展战略。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郝平表示,中国代表获选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是“该组织的广大会员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承担应尽责任的充分肯定”。

中国是教科文组织创始国之一,自1972年恢复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以来,一直当选为执行局委员。2005年10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章新胜当选为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2010年4月,中国候选人唐虔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

教科文组织旨在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活动,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增强代表性和话语权、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学习他国有益经验、维护国家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

郝平当选后在发言中强调,教科文组织应在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维护文化多样性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说,“中国自古就有大同世界的梦想,希望在担任主席期间与教科文组织各位同事共同为消除贫困,促进文明间对话和推进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努力”。

郝平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2009年起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

本届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期15天。来自全球195个会员的多位国家元首、150名部长和3000名代表与会,共同规划该组织未来8年的发展战略。(《新华社》2013.11.6

No.2 部门合力推进重在特殊支持《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出台以来,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合力推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遴选出首批杰出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共277名。

入选“万人计划”到底能享受哪些政策?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道,“万人计划”不是单纯的荣誉计划,而是一项用人计划,国家将制定政策、集中资源,给予特殊支持,支持入选的高层次人才更好地干事创业。所谓特殊支持,就是对于入选者在有关部门原有支持的基础上,国家再从经费、政策、联系服务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形成集成效应。

特殊支持,首先体现在经费支持上。“万人计划”将通过统筹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支持经费、国家科技计划专项经费和相关基金,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安排特殊支持经费。具体来说,“万人计划”对于杰出人才,将设立科学家工作室,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采取“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方式给予经费保障,支持其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对于领军人才,将改革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优先立项、滚动支持,创新经费支持方式,落实期权、股权和企业年金等激励措施,支持组建创新团队;对于青年拔尖人才,中央财政提供专项经费支持,用于开展前瞻性、预研性自主选题研究等,并赋予相应自主支配权。同时,各有关部门将在科研管理、事业平台、人事制度等方面制定具体支持政策,鼓励有关部门参照“千人计划”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国内人才实际,为“万人计划”制定落实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等方面的特殊政策。(《人民日报》2013.11.7

No.3 我国已培养博士人才逾50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420万名硕士、50万名博士,近500万名高学历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

2013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法学)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在论坛上介绍,我国研究生教育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1999年以后获得快速发展,实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来,已培养50多万名博士人才,支撑了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黄宝印同时强调,我国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按照“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方针进行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同步改革,对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导师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鼓励学术研究,2012年财政部、教育部出台《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其中每年奖励博士生1万人,每人3万元,人数占到在读博士生的七分之一。

本次论坛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的发展”为主题,设置主论坛和多个分论坛,邀请全国高校优秀法学博士生参与交流,内容涉及我国法制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国外法制发展的问题和经验。(《新华网》2013.11.9

【国际视点】

No.4 美国将成未来10年最大留学目的地 依赖中印生源据美国《侨报》报道,美国一直是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国家,近年更呈现井喷的态势。中国自2008年以来,每年向美国输送的学生人数以20%速度增长,2010年超过印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外来生源国,2012年秋,中国留学生人数达194,029人。在正处于金融危机中的美国各级政府大幅度削减教育资助的时候,这无疑是针经济上的强心剂。中国留学生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英国文化协会之教育情报全球研究报告,他们估计美国是在未来10年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留学生学习的目的地。同时也指出,美国大学倘若太过依赖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留学生的话,当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时将受到很大伤害。该研究显示,从2011年至2014年,预计中国和印度留学生增加的人数是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至2024年,在世界各地的外国留学生将从2011年的300万人增至39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和印度,而美国大学将占这些留学生的很大一份比例。

根据美国开放门户2011年发布的报告,美国三大生源国分别是:中国、印度和韩国,该三个国家留学生构成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学生)入学总数的将近一半(46%)。加拿大、台湾、沙特阿拉伯和日本每国(地区)占国际学生总人数的约3%到4%,前七位的来源国(地区)构成总数的约60%。

中国改革开放后,一大批人“下海”经商、在生意上取得很大成功,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加,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也发生很大变化,从早年公派为主到现在自费出国留学为主。中国留学生进入很多美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等,有的大学中国留学生人数在几年内即可翻倍,甚至3倍或4倍。与此同时,这些大学周围城市的房屋价格也因为家长购买给其子女读书时居住而水涨船高。

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各自学习的大学取得长足的成绩,这对他们日后在美国工作或归国创业都有很大裨益。南加州大学政治系学生Stanley Rosen说,这些中国留学生学习都有各自的目的,很多人回国后运用所学的知识创业,并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成功,但这样的做法在其它国家未必行得通。

另一位学者Soni则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彼此不了解就很容易妖魔化对方,当中国留学生和美国社会渐行渐近的时候,加之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学习、旅游,将促进大家成为朋友,成为一个整体,增加合作的机会,使双方的关系更透明、更有成果。

从2006年到2010年,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激增35倍,从17人增至603人。该校81%的外国留学生都来自中国。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他们沉溺在交际封闭的华人圈子里,没机会说英文,也没有美国朋友。在其它大学也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由于跟不上,英文又不过关,使一批留学生失去当时留学美国的初衷。(《中国新闻网》2013.11.4

No.5 研究报告:86%“海归”半年内能找到工作 创业模式呈现新趋势新华网北京11月4日电(胡浩、严瑜)4日在京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研究显示,目前86%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表明海归就业难问题并不突出。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这份报告指出,“海归”回国后3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65.3%,在回国后3至6个月内找到工作的占21.0%,在回国后6至12个月找到工作的占8.2%,1年以上才找到工作的占5.5%。

“结合海归在国外所学的专业以及国内就业热门专业来看,海归所学专业主要以金融、经济、管理、工程学等为主,而这些专业在国内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用人需求量大,就业难度较低。”报告说。

报告指出,虽然近年来“海归”的就业优势在递减,但语言仍然是某些岗位,尤其是涉外岗位的重点要求,“海归”的双元文化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外企等单位还具有优势。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由于“海归”回国后有着良好的人际交流与沟通经验,目前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很多“海归协会”或“海归创业圈”,“海归”加快弥补回国后“人脉断层”的现象出现,从而也加速了“海归”与“海归”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创业搭伴。以“海归合伙人”的方式,回国后共同创业,成为近几年来海归回国创业的一个大趋势。(《新华网》2013.11.4

【地方资讯】

No.6 湖北高校后勤组建农校对接平台,采购价直降两成不久前,河北某职业技术学院的数百名学生,因不满食堂的高价饭菜,以掀翻食堂桌椅等形式表达不满。有网友在网上晒起了国内众多大学食堂的涨价单子,部分学生大叫:“怎么那么贵?”“吃不起了!”

高校食堂一直是个敏感话题,饭菜怎么样不仅关系到众多高校学子的身体健康,同时,高校食堂的价格、口味等也极易引发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翻看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11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共有2308.5万人,这么一大群孩子离开了“妈妈的厨房”来到“学校的食堂”,如何让每个孩子都能“吃得饱”还要“吃得好”确实是个难题。

10月30日,记者随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后勤人员来到湖北省黄冈市的春阳蔬菜基地,对这里的蔬菜种植规模、品种、质量进行现场考察,之后,这些高校将根据考察结果与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将该基地纳入自己学校的“农校对接”体系。

据了解,采用这种方式后,湖北省的试点高校已经将主要农副产品的采购价格降低了20%左右,保证高校食堂价格稳定。

3.5元管饱 坚持起来真的不易

“3块5毛钱能买什么?在我们学校能保证你有荤有素吃得好好的。”华中农业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副经理颜永伟说。

“无论多难,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在食堂里找到只卖5毛钱的菜。”武汉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刘丽芬说。

这几句话说起来挺轻松,但是真的做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目前国家物价状况看,原材料成本、人员成本都在不断上涨。2005年时一个社会用工大概每月300元左右,现在已经涨到了1300元;2005年时一斤大米大概0.9元,现在也已经涨到2元了。”湖北省教育厅后勤中心主任石盛全说。

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称CPI,反映一定时期内居民所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同比上涨了3.1%。也就是居民消费同样商品的价格上涨了3.1%。一般说来当CPI的增幅大于3%时被称为通货膨胀,纵观近些年我国的CPI数据,增幅超过3%的情况时有发生。

面对成本上涨的巨大压力,让高校食堂保证“3块5管饱”确实很有难度,所以,每到新学年开学,各地高校食堂都会“涨”声一片。

但是,国家的政策也非常明确,三令五申要求高校务必保持菜价稳定。

跟高校后勤的人打交道常听到这样的怪话:“我们买的时候是按照市场规律的,市场涨价我们的进价就贵,但是,我们卖出的时候却又不能遵循市场规律了,卖价不能涨。食堂这工作让神仙来做都难。”

“这确实是个难题。”石盛全说,“不过,高校食堂应该是公益性经营,不仅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还要想方设法保持饭菜价格的稳定。”

变单独议价为集体砍价“农校对接”让高校“抱团取暖”

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想卖给学生的饭菜不涨价,那么食堂进货的价格就不能太高。

“我们原来拿到的菜至少经过三道中间环节。”湖北黄冈的方阳春说。

方阳春现在经营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在此之前,一直在承包学校和大企业的食堂。“那时我们食堂进的蔬菜通常是从黄州(黄州区是黄冈市唯一的市区)的批发商进货,在这之前,这些菜首先要经过菜农,然后是收购商,再后面是武汉的大批发商,然后才到我们黄州。有时候这些菜就是我们黄州的菜农种的,最后还要经过这么多环节才能再到我们的手里。”

每经一道手,菜的价格就要增长5~10个百分点,菜农卖出仅1元1斤的蔬菜到了学校可能就已经变成三四元1斤了。

因此,降低食堂进货价格,减少中间环节成为非常可行的办法。

“我们会找那些大的供应商和蔬菜基地直接进货。”华中科技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总公司采购部的余经理说。

确实,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像“农超对接”一样,实现“农校对接”。

这种“一对一”的对接方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高校食堂的采购价格得到控制,但是,不少高校发现某个供应商在跟不同高校合作时所给出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于是,合作的需求出现了。

从2011年起,湖北省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15所高校中首先推行“农校对接”试点,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下的伙食管理专业部牵头,开始了“集体行动”。

他们共同考察米面油等大宗商品、蔬菜及调料等的供应商及生产基地,在确保货品及蔬菜质量的情况下,也有效地控制了采购价格。

“我们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会通过信息平台或邮箱互通价格。”武汉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副总经理刘丽芬说。

前一段时间,武汉大学得知华中农业大学的鸡蛋进货价格是每斤2.8元,比自己的进货价低了0.5元,于是武汉大学就跟自己的进货商重新商议价格。“其实,3.3元是当时高校普遍的进货价格,华中农业大学是因为自己的特殊情况才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因为有华农的低价我们也成功地让供货商降价了。”

一周后华农的价格也涨上去了,武大的鸡蛋进货价也上升到了原来的水平。

千万不能小瞧这短短的一周及每斤节省出的几毛钱,“武大每天鸡蛋的用量大约是3000斤,一周节省下来的成本就能超过1万元。”

“我们现在又运用了一个预付款的办法来保证价格的稳定。”湖北省高校伙食管理专业部主任、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李熠说。

据了解,现在武汉的一些高校会在暑假前跟供应商一起开一个市场分析会,分析今后半年市场上鲜肉、粮油等价格的涨跌情况。对市场进行充分分析后,高校跟供货商签订一个合同,供货商要保证半年之内不涨价,高校则会给供货商提前支付一部分预付款。“这半年鲜肉连续涨价,供货商给我递交了两次涨价单了,但是合同已经作了规定,所以,我们的进货价一点儿都没有变。”刘丽芬说。

“这其实是一种抱团取暖。”湖北省高校伙食管理专业部秘书长、华中农业大学后勤集团副总经理郑杰说。

去年8月,湖北省教育厅高校后勤服务中心向37家企业授牌为“湖北省高校农校对接基地”。据了解,目前农校对接试点高校通过这种方式采购伙食物资占到了采购总量的81%,金额占76%。其中12所高校米、面、油实现直供采购100%,荤食、素食和调料等品种的直供达到近70%。主要农副产品采购价格平均降低20%左右。

量大、资金回收有保障 供货商也从中受益

仅仅是高校获得了实惠,还不足以让这样一个平台平稳运转。

“我们也很看重高校这个市场。”湖北方信恒丰农业有限公司经理杨超说。“方信恒丰”是湖北农校对接的授牌基地,每天为多所高校提供蔬菜。

杨超介绍,他从2005年做蔬菜配送,“蔬菜价格上涨,确实因为各种成本提高了。”杨超说,2005年时他们公司招聘一位员工的月工资是600~800元,“现在2200元一个月,不仅要管吃住,还要交社保,同时,物流的成本提高了,仅汽油价格就从当年的3块多涨到了现在的7块多。”

虽然与其他客户相比学校的进货价会比较低,但是杨超仍然愿意与高校合作,这一方面是因为高校每天需要蔬菜的量很大,而且用量相对比较稳定,再一个,与其他单位相比,学校一般不会“欠账不还,只要到了该结账的日子,资金一定能回来”。

不过,“农校对接”后,特别是十几所高校渐渐形成一个集体之后,高校的进货价格压得更低了,而且供应商与各个学校之间的采购价格也变得越来越透明了,供应商还有利可图吗?

“哪怕比市场价格低,我还是愿意跟学校合作的。”杨超说。

杨超以萝卜为例:如果拉100公斤萝卜到武汉白沙洲农贸大市场(一级批发市场)进行交易,卖方可以以每斤0.8元卖出,但是,每交易100公斤卖方就要向市场交15元的交易费,那么这100公斤萝卜都卖出了,去除交易费每斤只能收回0.725元。

“我配送的蔬菜40~60%来自自己的基地,这样就省去了收购的成本,这时,即使以低于市场价格的7毛5卖给学校,还是比去市场好。”杨超说。

再加上,在批发市场上不仅卖方要承担交易费,买方每交易一笔同样也要承担交易费。因此,“农校对接”的方式确实让买卖双方都得到了好处。

现在,随着“农校对接”方式越来越成熟,不少蔬菜基地不仅在本地也在周边省份甚至更远的海南省开发了蔬菜种植基地。这样不仅丰富了学校的蔬菜品种,也节省了大量的采购中间环节。

“现在市场上的番茄价格每斤大概要5元左右,而我供给高校的番茄只有2.6元。”杨超说。

去除“采”和“购”之间的灰色地带

这些年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改革,一些高校食堂大肆追求利润的事情时有发生,因此,每当提到后勤采购,人们自然想到这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

“这种现象基本不可能存在。”武汉科技大学后勤集团餐饮中心副主任明兴旺说,现在有了农校对接的平台,各个高校的进货价更加透明了。“采购跟哪个卖大米的关系再好,价格高了,大家一下子就清楚了。所以,关系再好也没有用。”

再有,十几所高校一起询价,已经把供货商的价格压得很低了,这种价格已经很难留出“赚钱”的空隙了。

“现在我们的采购经常组成各种联合体。”华中农业大学后勤集团饮食服务中心副经理颜永伟说,华农可能会跟周边三个学校联合采购,华农可能只负责调料,另外一个学校可能就会负责米面,第三个学校专门负责蔬菜,三个学校同时询价、联合报价。“这样的方式还是相当阳光的。”

“在现在的管理体系下,这种灰色地带确实很难存在了。”武汉大学的刘丽芬说,每一单货品的买卖至少有三个人能够看到,询价人员每天询来的价格都会输入电脑软件系统,每天的价格、每天的需求量、供货商每天的报价,财务人员都能在电脑里一目了然地看到。

据了解,参加农校对接试点后,不少试点高校在同类商品上都会让两到三个供货商报价,而且是“背靠背”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灰色地带”的存在。

“说到底现在是买方市场,物资很丰富。使得我们能在多家供货商中进行选择。”郑杰说。以前,高校后勤之间沟通不够,所以,随着物价不停上涨,各个高校后勤都感到压力非常大。“现在,高校还是这些高校,后勤还是这些后勤,但是有了沟通的平台之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

据了解,早在2009年教育部就会同农业部、商业部下发了文件,指明“农校对接”的意义,也组织了多次“农校对接”洽谈会,各地也进行了多种方式的尝试。但是,“农校对接”在一些地区仍然没有体现出它应有的优势。

“其实,政府在其中的定位很重要。”李熠说。

目前湖北省“农校对接”的模式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支持和指导上,“农校对接”平台的实际工作是由湖北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牵头进行,“这基本上是一个群众团体。”石盛全说,而负责具体工作的“伙专部”(湖北省高等学校后勤管理研究会下面的高校伙食管理专业部)更不代表政府。

每次“伙专部”组织的活动,比如,组织高校对基地进行考察,都不带有强制色彩,“大家最终都愿意参与进来,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受益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越来越紧密地凝聚在这个平台周围。”“伙专部”秘书长郑杰说。

当政府不以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出现,当组织者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其中,政策就被很好地执行了。“我从来不会把任何一个供应商推荐给高校,这是高校自己的事情。”石盛全说。确实,“当每个人都不把私利带进来时,这事就办成了。”“伙专部”主任李熠说。(《中国青年报》2013.11.9

【高校动态】

No.7 新技术让化工污泥“变废为宝”——南京工业大学学子“以废治废”夺取挑战杯特等奖 “传统的化工污泥采用燃烧加安全填埋的处理方式,但这种处置方式费用昂贵,且处置能力不足,而我们开发出的化工污泥焚烧灰渣制备填料既高效又便宜,较传统填埋灰渣处置方式每吨节约2000多元……”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得主、南京工业大学学生俞敏洁日前告诉记者,她对自己的研究很有信心。

我国是化工大国,化工行业废水处理过程每年会产生数亿吨化工剩余污泥,而化工污泥含有大量的有毒有机物及重金属,属于危险固体废物。近年来,新兴的污泥制备填料工艺为化工污泥资源化提供了新思路,但直接用污泥制备填料,工艺利废率不高,污泥处理量小。南工大学生俞敏洁、李溪、王俊杰在该校环境学院院长徐炎华教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创新实验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化工污泥资源化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方法。

俞敏洁进一步形象地介绍说,污水中有大量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他们制备的化工污泥基填料,是将化工污泥烧成废渣,通过徐炎华教授研发的制备器,制作出一种表面粗糙多孔、内部孔隙发达的填料,并在其中添加了重金属稳定剂。这样将化工污水引入摆放了废物制成的填料的曝气生物滤池中,使填料成为接种微生物栖息地,这样污水中的多种有机物质便成了微生物生长的“营养品”,COD(化学需氧量)、氨氮等通过生物降解去除率分别达到90.7%和82.4%,成功实现以废治废。

以灰渣取代污泥实现资源化,提高了工艺的利废率,增大了污泥的处理量,达到以废治废、变废为宝的生态要求。传统的治理化工污泥焚烧后,安全填埋灰渣的方式每吨需要3000元费用,但利用化工污泥灰渣添加重金属稳定剂制备填料对污水进行生物降解的方式,工艺成本低,每吨仅需800元。

据悉,俞敏洁等3名同学夺得“挑战杯”特等奖的《化工污泥基填料重金属稳定化研究》已申请3项国家发明专利,且针对扬子石化剩余污泥完成了每天100千克规模的中试试验,正在建设示范工程。(《中国教育报》2013.11.4

No.8 两大国家级医学研究平台正式落户南方医科大学由科技部批准的器官衰竭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慢性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举行了揭牌仪式。这标志着广东省在器官衰竭研究和肾脏病防治领域进入国家领先水平行列。

器官衰竭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南方医科大学在广东“十二五”期间立项建设的医学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全国首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至此,广东医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4家。慢性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是首批仅在全国不同医学领域评出了13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之一,是肾脏病领域华南唯一的一家。

南方医科大学陈敏生书记表示,南方医科大学多年来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尤其在器官衰竭防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器官衰竭防治实验室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实现了南方医科大学该类平台零的突破。两个平台的领军人物侯凡凡院士及她所领衔的研究团队多年来致力于慢性肾病研究,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揭牌,标志着南方医院在慢性肾病的临床研究方面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光明日报》2013.11.5

【科大新闻】

No.9 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接受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组考查10月29日至10月31日,以教育部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高占先教授为组长的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组一行7人来我校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进行认证考查。这是我校第一个接受中国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

10月29日上午,学校党委书记高青、校长马连湘、副校长罗公利出席了学校及专业负责人见面会。马连湘代表学校对专家组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专家组组长高占先详细介绍了专业认证的相关背景和现场考查的目的,指出实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深化我国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建立与注册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促进我国工程教育的国际互认,提升国际竞争力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负责人武玉民作专业情况汇报,并就该专业的专业历史、培养特色和持续改进等内容进行重点介绍。专家组就自评报告有关内容进行了咨询。教务处、实验设备处、人事处、财务处、学生处、团委、图书馆、化工学院相关负责人及该专业相关人员参加见面会,并回答了专家提出的问题。

在两天多的认证考查过程中,专家组分别前往图书馆、基础化学实验中心、金工实习厂、化工过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进行了实地考查,并通过查阅学生试题试卷、毕业设计、实习报告、培养方案、管理文件等资料,与职能部门、教师、学生、用人单位、校友访谈交流等形式,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进行全面考查,最终形成专业认证现场考查报告。

10月31日,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认证现场考查意见反馈会举行,校长马连湘,副校长罗公利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会议。专家组组长高占先宣读化工专业认证专家组的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场考查专家组以《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和《化工与制药类专业补充标准》为依据,对青岛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自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该专业的《自评报告》材料翔实,内容全面,格式规范,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该专业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专家组还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认为我校在修订专业本科培养方案时需要更加广泛地征求用人单位、行业专家和校友的意见。专家组其他成员依据认证标准的具体要求先后发言,重点谈了各自在现场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不足及整改建议。

据悉,从2006年起,我国开始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成立了由76名教育界和产业界专家共同组成的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以及化工类、机械类等14个认证分委员会,分别负责组织开展相关专业领域的认证工作。目前已对373个专业点开展了认证工作,其中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已认证16所院校。

2013年6月19日,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我国工程教育成功加入《华盛顿协议》,成为预备会员,这标志着我国工程教育迈出重大步伐。加入《华盛顿协议》,意味着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学生可以在相关的国家或地区按照职业工程师的要求,取得工程师执业资格,这将为工程类学生走向世界提供具有国际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

我校于2012年5月份向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递交了“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认证申请。为了做好此次专业认证的专业建设、材料、自评、现场考查等各项工作,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在原来的工作基础上认真做了两年多有针对性的准备工作。(《青岛科技大学新闻网》2013.11.4

No.10 青科大新增两位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专家)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发文公布了新一批泰山学者名单,我校自动化学院申报的丁锋教授获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黄彪教授获批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据悉,这次省委、省政府共确定63人为我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专家),其中高校领域32人。截止目前我校先后获批泰山学者14人,其中泰山学者特聘教授7人,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7人。拥有泰山学者数量位居山东省属高校前列。

学校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积极推进人才强校战略,狠抓以泰山学者为代表的高水平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不断整合现有师资力量,依托泰山学者岗位,在材料学、化学工程、化学、机械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等优势学科和传统特色学科逐渐形成了14支新的高水平学术创新团队,为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附:丁锋教授、黄彪教授个人简历

丁锋教授1994年获得清华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04年被聘为江南大学“太湖学者”特聘教授、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2008年荣获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丁锋教授20多年来一直从事系统辨识研究,在系统建模与系统辨识方面掌握核心前沿技术,在辨识方面所做的工作代表着系统辨识学科的前沿之一,尤其在辅助模型辨识、多新息辨识、递阶辨识、耦合辨识等方面所作的贡献,都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丁锋教授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7项,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已结题的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均获得“优秀”。在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11篇,EI收录论文195篇,其中代表国际自动化控制最高水平的国际顶级期刊《Automatica》和《IEEE Transactions》论文20篇(第1作者18篇),两篇论文入选“2011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论文被国际SCI期刊他引2000余次,32篇SCI论文列入ESI高被引论文全球前1%。

黄彪教授,加拿大籍华裔,过程控制工学博士学位,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授。2009年被授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10年被评为加拿大化学化工院院士;2011年起被聘为加拿大国家自然科学与工程基金委员会油沙过程控制工业研究首席科学家;2012年被评为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2013年起被聘为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创新及未来技术过程控制工业首席科学家。黄彪教授作为项目负责人在加拿大主持承担了27项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获得了700万加拿大元的科研经费,出版了4部著作及2篇著作章节,发表了国际期刊论文188篇(其中SCI 185篇)。被引用5000多次。发表的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到了化工、石化、油气、能源、冶炼以及造纸工业。在工业过程控制与控制系统的性能评估和诊断方面,许多导向性的应用算法对工业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一些大型工业集团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由于黄彪教授在工业应用领域的卓越贡献,2005年获得加拿大化学工程学会授予的“加拿大Syncrude革新奖”,该奖授予在加拿大化工科研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 (《青岛科技大学新闻网》2013.11.6

No.11 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11月7日上午,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崂山校区4008会议室举行集体学习。学校领导高青、马连湘、王瑞芳、韩兆会、罗公利、李庆领、张淑华、韦殿华以及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学生工作部、研究生工作部、工会、团委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学习。

与会人员认认真真、原原本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校党委副书记王瑞芳传达了山东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阐释了党的十八大精神,丰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要指针。(《青岛科技大学新闻网》2013.11.7

【高教评论】

No.12 英语四六级考试亟待回归社会化今年12月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工作正陆续收尾。与近日部分地区拟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相呼应的是,对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讨论也重回公众视野。

部分学生讨论的是,英语四级考试要不要与学位挂钩?

事实上,教育部从未将英语四级考试与学位授予联系在一起。但是,这项始于1986年、逐渐在全国高校推广开来的英语考试,十余年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学位挂钩成了部分高校的“土政策”。

今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书面答复全国人大代表林燚有关建议时重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并未制定学士学位授予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的办法。

与学位挂钩的四级考试

2004年,张凡(化名)从浙江的一所独立学院毕业,因为当年英语四级考试没过,这名电子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没有拿到学位证书。

“当时全班35人,约15人因为四级没过,没有拿到学位证书。”他说。

张凡告诉记者,大一刚入学时,全班同学都知道四级会与学位证挂钩。“为过四级,大家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如果完全靠自己实力的话,能通过四级的,我们班估计也就是10个人。”

张凡所说的“有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指的是作弊、替考甚至购买答案。“像我们这层次的学校,很多人都这么做。我所在的城市,独立学院出现这种情况的为数不少。比如,可以找个英语好的一起考,让他把40分的阅读发给你,当时及格分是60分(2004年四六级考试仍是百分制),阅读40分大部分拿到的话,就能过了。”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张凡参加了5次四级考试,但每次都只有55分左右。其中大二考得还算高,大三反而更差,再后来觉得复习也没什么用了。

“为了那个学位,花了很多时间,不考不行啊。可以说,大四、大三下学期,一个学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上面,但是没效果。学不进去就是学不进去。”张凡说,最终,他还是因为没过四级而没拿到学位证。

“如果你高中英语成绩好,也许大一时就可以过了。如果不好,光读这大学两年,也是没用的。”他感慨道。

所幸,毕业那年,他所报考的公务员岗位没有学位要求,他考上了公务员。“这对我找工作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但对我其他同学还是有影响的。”张凡回忆,“当年求职的时候,有些单位、企业有学位要求。没有学位证,连笔试、面试的资格都没有。”

来自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林燚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关于取消学士学位授予与英语四级考试挂钩的建议》中,她提出,在今天,仍有部分高校的学位授予与四级考试挂钩。

林燚认为,学生在校四年,要花费几乎一半的学习时间学英语,专业课程的学习反而退居其次,这样不合理。如果高校要求所有本科学生不分层次、专业都要达到英语四级水平,实在没有必要。

“有些学校英语课程时数有限,学生为了提高,不得不参加校外辅导班,交纳高额辅导费。”林燚认为,四六级考试已形成产业。

从“参照测验”到被异化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办公室官网称:“大学英语考试是教育部主管的一项全国性的教学考试,其目的是对大学生的实际英语能力进行客观、准确的测量,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服务。”

更明确四六级考生性质的,是这一段话:“大学英语考试是一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在设计上必须满足教育测量理论对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质量要求,是一个‘标准关联的常模参照测验’。”

也就是说,四六级考试并没有要求与学位授予挂钩,而是一项参照测验。

但是,大多数高校都曾经将这项考试,与学位授予绑定在一起。张凡只是“受害者”之一。

在张凡毕业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最新修正,其中未将学位授予与四级考试联系起来。条例规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可授予学士学位。

2005年2月,教育部宣布对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改革,不再发放合格证,改为发放成绩单,并重申教育部从未要求四级与学位挂钩。

“可见,学位的本质是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学士学位与英语四级考试成绩挂钩,缺乏法律依据。”林燚在建议中写道。

然而,数年后,部分高校将四级考试与学位挂钩的做法依然如故。直到今年3月,上海市教委还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市部分高校从今年秋季起启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取消英语四级与学位证挂钩。

记者在林燚提供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的《答复》中看到,该办提出,一些高校在制定本校学位授予细则时,将四六级考试成绩采用为学位授予要求,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正引起多方面的关注。

记者检索北京地区高校的学位授予规定发现,近年来仍有部分高校明文规定两者之间继续挂钩。

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2012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工作细则中要求:在校期间(或证书有效期内)非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学位英语课程成绩达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425分及以上或英语类专业本科生参加全国专业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学士学位。

北京化工大学北方学院则要求,非英语类学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学分绩点高于或等于2.00(四级考试的成绩,加上英语老师给的平时成绩,英语老师换算出大学英语四的成绩,英语四的成绩至少要67分),方可授予学士学位。

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至少分别在2005年、2009年要求,非外语类本科专业学生未通过全国大学外语四级考试,不授予学士学位。

有些高校虽未要求四六级考试成绩,但仍将外语水平作为评判标准。如,中央财经大学2010年要求,外语未通过由学校组织的水平测试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有的高校还会安排英语学位考试,面向未通过四级的学生。

江西南昌工程学院一名学生参加过这项考试。“大四的时候统一考。学位考试比四级要简单一点,所以基本上都会过,这样就都能拿到学位证了。”她告诉记者。

四六级应回归社会化考试

林燚告诉笔者,如果就业单位是科研单位,通过四级很有必要;但如果是一些不经常使用英语的工作岗位,就没有必要设置成一定要通过四级考试才能获得职位,“没有用途,考试合格后不再学习,很快就荒废了。”

事实上,除了高校学位授予,在许多事业单位的工作岗位要求中,都明确规定要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

张凡认为,学位对英语要求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有全国统一的标准。“从客观而言,各个学校学位的含金量不同,把不同含金量的学位按同一种标准去参照,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公平。”

他更期待学校可以自主组织英语考试,通过了应该给予学位,“如果学校的通不过,学校认为你学习不合格,不发给你学位,这也是正常的。”

通过观察,林燚还发现,一些院校学生英语基础较差,对非过不可的四级考试,考生难以通过,造成作弊成风。

记者注意到,四六级考试经过一个发展过程。1986年,第一次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举行。三年后,英语六级考试出现。从2005年6月起,教育部开始四六级改革,将合格证改为成绩单,且百分制改为710分制。从2006年12月起,四六级考试不再对社会考生开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一系列改革措施表明,教育部希望四六级考试能够“回归到教学评价里面”,弱化用人单位对四六级成绩的重视程度。

“但是,最终效果没有起到作用。”熊丙奇认为。

正如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在官网上所称,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目前已经成为各级人事部门录用大学毕业生的标准之一,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作为本质上为衡量大学教学水平和学生英语能力的教学评价性考试,四级考试被赋予了更多意义。

熊丙奇认为,这一切都与四六级考试的性质有关。“四六级考试由行政部门主导,在行政力量的影响下,各校参加考试的人数、考试的情况,会被行政上级用于考核学校的业绩,或者说,这一考试本身,是通过行政确立权威的,也是由行政来开拓市场的,行政力量不可能真正让其淡出。”

正因如此,不少高校将四六级考试与学位证挂钩,以期待能够提升本校通过率。

针对四六级考试存在的问题,教育部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做进一步改革。

“行政部门‘管评办一体化’使得高校注重行政评价,缺失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推进管评办分离,需要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但这个放权的过程遭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求放权的对象是主导放权的过程。”熊丙奇建议。

他呼吁,如果一起推进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推进高等教育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四六级考试也应去除行政化,去除行政指导,变成社会化考试,由社会中介机构组织,学校就不会那么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用人单位也不会步伐一致地将其作为用人的标准,而会变为学生自主报名参加。(《中国青年报》2013.11.4

【热点关注】

No.13 聚焦大学章程:系统构思 因地制宜 力求最优大学章程制定过程中会遇到不少热点与难点问题,如学校与举办者的关系、党委和行政的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以及学术组织内部的关系(学术治理结构)等等。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是大学章程起草过程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大学章程和系统哲学

大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对内对外很多关系,也包含许多子系统,有很多利益相关者。同样,大学章程也是一个系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学章程虽然是大学的“宪法”,但同时也是“下位法”,不能违反任何“上位法”。有鉴于此,在章程制定中我们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到“上位法”及其对应主体(即子系统)的关系处理上,力求妥善处理好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体最优。

在工作中,我们选择系统哲学来指导大学章程的起草,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系统哲学认为世界是系统的,系统等于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之和,并且系统哲学还为此提出了最重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即通过科学合理组合各子系统,产生“涌现”效应,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俗称“1+1>2”)的效果。例如金刚石、碳纳米管、石墨烯、足球烯和石墨几种物质都由碳原子组成,但由于碳原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组合结构不同,结果他们的性能截然不同(石墨烯、足球烯还是诺贝尔奖获奖项目)。这也启示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各种关系,完善治理结构,起草好大学章程。

系统哲学在处理各种关系时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针对“矛盾”关系,系统哲学强调把“对立”和“统一”综合起来考虑。因子系统组合可产生“涌现”价值,系统哲学特别强调多元共生,合作共赢,特别是要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此为指导,天津大学在章程起草中把“坚持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共同治理”作为学校治理结构的核心思路,在学校层面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四位一体、相互协调制约”的治理结构。限于篇幅关系,以下重点探讨党委和行政的关系、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党委和行政的关系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党对高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政治保障。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必须处理好党委和行政的关系,党委既要统一领导学校工作,又要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

处理好党委和行政的关系,必须正确把握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辩证统一关系。结合欧阳淞、李延保等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一方面必须坚持党委对学校工作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委领导主要体现在把握学校发展方向的领导权,对“三重一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重大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另一方面必须明确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它行政管理工作,党委必须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一般来说,凡涉及行政工作方面的“三重一大”问题(下同),原则上可由校长组织拟订方案或计划,交常(党)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再由校长办公会制定实施方案或由校长组织实施,同时接受党委的监督。总之,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其中,必须指出,校长既要参与常委会重大决策,又要行使执行权。

有鉴于此,《天津大学章程(草稿)》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天津大学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学校逐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执行权”不同于“执行”,前者是一种权力,后者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换句话说,常委会重在决定“做什么”,校长办公会重在决定“怎么做”。或者说,常委会主要负责“宏观决策”,校长办公会主要负责“中观决策”,而“微观决策”应由校领导个人负责。

另外,按照系统哲学,既要防止子系统孤立运行,又要防止合二为一。在实际工作中,既要防止党委和行政系统泾渭分明,甚至井水不犯河水,又要防止把二者混为一谈,因二者议事规则不同。如《天津大学章程(草稿)》中明确规定,常委会应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对三重一大问题进行决策;而校长办公会,应按照“集体研究、校长决定”的原则处理学校重要行政事务。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

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我们必须坚持教授治学,强化学术权力,防止学术问题行政化,同时我们也必须防止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两个子系统绝对孤立运行。按照系统哲学,当两个子系统孤立运行时,整个大系统就不能产生“涌现”效应,难以实现整体最优。

放眼世界,欧美著名大学一般校长任评议会等学术组织主席或重要成员。如耶鲁大学章程规定,教务长(校长)是所有委员会和其他有关教育政策或教员聘任晋升机构的当然委员;密歇根大学章程规定,校长永远是评议会和大学各治理团体成员。

在实际工作中,面对“2011计划”、“985工程”、“211工程”、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也不能完全依赖学术或行政系统单独进行决策,需要二者相互制衡、相互合作。

因此,我们认为大学校长应该参加学术委员会,如果校长不参与学术委员会,而又要“校长负责”,也不符合责、权、利对等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考虑,《天津大学章程(草稿)》规定,学校坚持教授治学,尊重学术权力,倡导学术自由,不断完善学术治理结构;学术委员会委员由选举产生,委员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校长是当然委员;学术委员会人员组成原则、议事规则由常委会确定;学校在讨论决定全局性重大发展规划、教学和科研重大项目预决算、合作办学等重大问题上,必须听取学术委员会的咨询意见。

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高校一般设有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等组织或者机构。在多数高校中,这些组织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按照系统哲学,无法产生涌现效应,难以保障学术系统整体最优。为强化教授治学,彰显学术权力,急需完善学术治理结构,理顺各个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

目前,最需要纠正的是教学不属于学术范畴的流行性错误,从而为解决“重科研轻教学”这一通病奠定思想基础。我们认为,教学是学术的重要内容,教学组织或者机构也是学术组织。首先,从学术起源来看。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办了一所学校,取名academy(学园)。其次,从美国经验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厄内斯特·博耶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如他所言:“学术不仅意味着探究知识、整合知识和应用知识,而且意味着传播知识,我们把传播知识的学术称之为教学的学术。”并由此在美国掀起一场教学学术运动。最后,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高等教育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法明确教学属于学术事项。

关于学术组织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学术委员会可以作为学术事务最高治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管方向、管原则、管标准”;学术委员会可以统领其他学术组织开展工作,也可下设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等学术组织,这些学术组织的人员组成原则、章程和议事规则由学术委员会确定,但具体工作学术委员会不应干预。这样,既可保障各学术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又可形成全校“一盘棋”的局面,从而进一步完善学术治理结构。(田达仁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中国教育报》2013.11.4

青岛科技大学高教资讯周报(第107期).doc

编辑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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